不仅仅为了表扬他们——访北京朝阳衬衫二厂的几名共产党员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访问记

不仅仅为了表扬他们
——访北京朝阳衬衫二厂的几名共产党员
本报通讯员　袁建玉　本报记者　谷嘉旺
6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告了“顶头上司”之后》的通讯后，各地读者纷纷写信给编辑部，热情赞扬北京朝阳衬衫二厂的共产党员勇于同不正之风斗争的精神。
听我们转述这一切时，被访问的二厂党员几乎众口一词：“我们只是做了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值不得大家赞扬。”当然，她（他）们还是掏出了一番心里话。
“你们当初怎么想到要告发原党支部书记学宗德，又怎么敢告的呢？”问题一提出，健谈的老党员尹桂英就接上了话茬：“学宗德公然追查党员选票，在厂子里胡作非为，完全违背了党的原则。不同这种败坏党的形象的恶劣行为斗争，作为一个党员，就没有为端正党风尽到责任。这是我们参与揭发问题的党员的一致看法。”
也许尹桂英没有完全说出党员们的心里话，一向轻声慢语的张玉英说：“学宗德追查选票时对我说：‘你为什么不选××？这可是党委确定的候选人！你入党时间短，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学习不够。上回算我没说清，这回做了工作，要是再不选，可能开除党籍。’这话引起了我的思想斗争。俗话说：‘不怕县官，就怕现管’。我知道学宗德这号人能整人。但是我不能听他们的，共产党员不能服这个邪。后来他们撤了我这个生产组长的职，不发给我奖金。我心想：撤职怕什么？我原本就是工人，当工人一样坚持真理！”
在我们走访的几名党员中，聂会荣年长些，1955年就加入党组织。因为没有文化，她言语甚少。学宗德追查选票时曾用不给提工资威胁过她。我们问她当时的想法，她略微有些激动：“我知道学宗德这个人，他心术不正，会整人。可我是个党员，总该按党的原则办事！”停了一会，她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这个厂是1971年组建的，那时职工工资平均不足20元。我总想，咱们辛辛苦苦干到这份上，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学宗德这号人把厂子糟踏了！”显然，她完全明了自己参与这场斗争的实际意义之所在。
曾有人指责二厂副厂长、学宗德的主要打击对象徐春禄，说他所以揭发问题，是因为要和学宗德搞什么权力之争。我们向老徐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苦笑之后的老徐，对我们说：“学宗德和服装公司党委书记杨育祥等人排挤打击我的时候，有些好心人劝我退休得了。我动摇过，何必与他们呕气？可他们调工作，扣工资，步步进逼，欺人太甚，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都没有。再说，牵连到二厂那么多主持正义的党员、群众，这已不是我个人的委屈，而是关系到二厂党风能不能端正的大问题，我是欲罢不能啊！”
“对不正之风，谁先纠正谁吃亏”。眼下有人这样说。为端正党风吃了不少苦头的二厂党员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谈吐直率的王明书，说出一番发人深省的话：“现在毕竟不是无法可依的时代。党规党法明摆着，就看我们能不能维护它。学宗德践踏党章，还有各种经济问题，总不能看着他胡闹。我们坚信，只要据理力争，终究有我们党员说理的地方。即使个人受点委屈也值得。如果共产党员都怕个人吃亏，不愿为端正党风尽力，我们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当然，我开头也没想到坚持真理会这么艰难。这两年多确实是不容易熬过来的，受到的打击没法说清，就说告状信吧，足有一大叠！”王明书很有些感慨了。
她怎么能不感慨呢？！为揭发一件明显践踏党纪的事，揭发一个继续干坏事的小造反派头目，尽管上有中央组织部、市委组织部支持，有党中央总书记对此案的批示，她（他）们仍然不断地受到打击报复，并拖延两年半之久而不得伸张正义！
我们请王明书具体谈谈这两年多的甘苦，她没有说自己，却谈到了二厂保卫干部、共产党员李庚寅。她说：“就说李庚寅，家住郊区农村，离工厂足有20多里路。他有两个小孩，一个70多岁的老母亲，还有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家务很重。自我们联名向上级告发学宗德以后，李庚寅为了夜晚赶写揭发材料，经常不回家，把家务活、责任田全推给他妻子一个人。那时我们很为他的家庭担心，怕他们夫妇间会因此闹不和。可是，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当中，就数李庚寅的文化高了。开始，李庚寅没有把厂里的事情告诉家里，可老瞒着总不是个办法。真没想到，当李庚寅的爱人知道厂里发生的事后，不但没有责备李庚寅，还说：‘他们这样欺负你们，告他们去，家里的活我包了！’”
说到这里，王明书有些激动。略微平静一下，她继续说：“我真正体会到，同不正之风斗争的人，是不会孤立的。各级党委中主持正义的同志也支持我们。”
尹桂英打断了王明书的发言，当场“揭发”了王明书的一些情况。“王明书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患先天性心脏病，她自己体质也弱。爱人上班离家远，家务事都压在她身上。尽管这样，她还坚持和我们一起写材料，经常熬到深夜。两年多来，她几乎把所有的厂休日全用在‘告状’上……”
至于尹桂英的情况，则是张玉英透露的：“我们在厂里遇到的困难比在家务事上遇到的困难大得多。尹桂英能说会道，是学宗德的主要监视对象。尹桂英到厂外打电话，学宗德马上派人去调查；就连她上厕所的那点时间，他们也要在广播里连喊几次，闹得全厂职工人心皇皇。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个党员要想到一起说点事，就只好转入‘地下’，有时就借去厕所的机会相互交换一下意见。尹桂英工作上一贯勤勤恳恳，她有冠心病，常揣着病假条上班。我们几个人常说，越是告状，越是要好好工作。厂子是大家的，不是学宗德那几个人的。”……
最后一次走访是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当我们从二厂党员的“联络点”——尹桂英家里出来的时候，已是夜深人静。即将退休的老党员马江会一再叮嘱：“表扬我们是小事，你们还是多多催促一下有关党委，尽快地把二厂的问题解决好。二厂现任领导班子中的某些人至今态度不端正，三百来人的厂子，生产再搞不上去，既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工人的生活也要受影响啊！”
热语炙人，我们不禁陷入沉思：多么纯朴的语言，多么纯朴的党员！在她（他）们朴实而高尚的言行面前，那些是非不分、不敢扶正祛邪的领导干部，那些甚至指责二厂党员“瞎告状”的官僚主义者们，那些明哲保身、只把端正党风放在嘴头上的“革命者”，该作何感想？
至于那些顶着“共产党干部”的招牌，却以权谋私，对主持正义的党员滥施打击报复的人，更何以自责？如果他们还有点共产党人的起码觉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