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的遗风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勇于向不正之风作斗争

“专案”的遗风
本报记者　孟繁华
编者按：《“专案”的遗风》一文，通过对一个事件的初步剖析，反映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值得一读。
对人的处理，应持慎重态度，这是我们党的一项原则。所谓慎重，主要是指：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依据必须确切无误；处理的分寸必须宽严适度。前者又是后者的先决条件。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待调查、如何进行调查的一系列问题。调查必须始终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而决不能把调查当作印证甚至迎合某种结论或意图的手段。否则，调查就难以取得可信的凭证，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对人的处理也就会出现偏差，甚至造成冤假错案。这种情况，十年动乱中盛极一时，惨重教训人们记忆犹新。
欢迎读者议一议这件事，以期在若干问题上澄清一些是非观念，继续肃清“左”的影响，让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更加发扬光大。
孔幽同志的揭发信，是去年5月寄给本报的。本报将来信印成清样后，寄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请帮助核实。7月底，河南省外贸局寄来了局党组的一份文件，题目是《关于孔幽上访信件所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承认，内部廉价处理出口商品和样品是错误的。但是，其主要篇幅不是检查错误发生的原因，说明对责任者的处理情况，以及今后如何防止发生类似错误，而是列举了孔幽的大量问题，就连内部廉价处理商品，也主要归咎于孔幽工作失当，造成了库存积压。它给人的印象是，孔幽作风恶劣，业务不通，一塌糊涂。
记者为此前往河南调查时，省外贸局拿出了一本400多页的卷宗。这是外贸局调查组先后调查的成果，共有148份证言材料，上面提到的“调查报告”，就是根据这些证言写成的。孔幽是何许人？她有什么大问题，值得这样大动干戈？
孔幽，女，1979年从河南师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省外贸局；同年11月，调局内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服装科搞丝绸复制品出口工作。起初，她协助石晓华（男，本科价格员，代管丝绸复制品）工作，后来以孔幽为主。1980年以前，河南的丝绸复制品出口额很小，最多的一年只有4万美元。为了发展这项业务，石晓华和孔幽作了很大努力。孔幽工作不到三个月，1980年2月就独当一面地参加了服装小交会，使河南的丝绸复制品成交额一下达到19万美元。1980年，共成交150多万美元。这一商品，从原来的单一面料、单一品种，一年之间，发展到多种面料、几十个品种。这项业务也初步建立起一套制度。这些都与孔、石的努力分不开，因而他们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和群众的称赞。
但是，好景不长。1980年8月，省外贸局的一位同志下去了解情况，听到对孔、石的一些反映，便写信给局党组。局负责同志立即批示：“严肃对待，认真处理”，并提出“不能让象石、孔这样的同志搞业务员”。之后，派出了4人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月。1981年2月，纺织品公司党支部根据党组的精神，“决定对石、孔同志调做其他工作”。孔幽当时正在广州交易会上；以后有病，没有上班。她认为调动不合理，曾到省纪委筹备组上访。不久，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连续发生内部廉价处理商品和样品的事，孔幽先后向省和中央有关部门揭发。1982年初，上级的批件下达河南，外贸局又组织了7人调查组，随后写出了上面提到的那个调查报告。
记者翻阅了400多页的卷宗后发现，不但外贸局的调查报告和孔幽、石晓华提供的情况之间有很大距离，就是调查报告所依据的这些证言本身，也明显地存在着矛盾，有些则含糊不清。因此，记者建议外贸局就有关问题听听孔、石的意见，核实一下。外贸局有关人员却根本不予考虑。记者回到北京写出稿件，寄给河南省纪委筹备组，纪筹组转给省外贸局，结果迟迟不见答复。今年春节前不久，河南省突然有6人来京，谈他们过去早已谈过的有关孔幽的情况，并且再次拒绝了向孔、石核实情况的建议。以后，又经过种种周折，他们才算勉强同意这一建议。
今年春节过后，记者第二次去郑州调查，参加了他们双方交换情况、核实材料的座谈会。在这个会上，记者进一步发现，外贸局的调查确实是粗糙的，结论是草率的。
例一。调查报告说，1980年4月，广州春交会上孔幽与科威特某公司签订的两个合同，因没有履约而造成了损失。经查，这两个合同是4月23日在广州签订的，而孔幽27日才到广州，显然不是孔幽所签订。调查报告中特别提到的一份合同，是1980年8月孔幽与美国某公司签订的桑棉绸车线棉衣合同。合同上订的款式是单面穿的，寄出样品后，客商又说他们要的是双面款式。孔幽以合同为证，客商无言答对。但客商回国后给河南外贸局写来一封信，对孔幽大加指责。河南省外贸局对客商的无理指责不予批驳，却把这封信当作孔幽业务上有问题的一份重要证言一再引用，而对自己的据理力争的业务员一再责难。
例二。调查报告说，孔幽、石晓华“卡人、训人，上至（地区外贸）局长、经理，下至科长、厂长，都挨过他们的训。”“卡”的什么？为什么“训”？其中有没有是非可分？局调查组说不出所以然来。孔、石却可以举出很多事实说明，所谓“卡”和“训”都是事出有因的。比如某些地区外贸人员不顾孔幽的再三劝说，把钉着河南外贸商标的出口商品私自送到别的口岸，造成经济和信誉的损失；有的工厂将成本价格定得过高，要求抬抬手，放过去，但是孔幽不抬手，不让步；有的单位延误了交货期，或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她都不留情面，不通融。在这类问题上，双方往往发生争执。孔幽和石晓华的处理方法也许有不当的地方，但是，调查组在下结论前，竟没有想到应该弄清“卡”和“训”的原因和其中的是非。
例三。调查报告中提到孔幽有经济问题，最主要的是“吃请不拿钱”。
驻马店某工厂的证言写道：“从1979年元月至1980年9月招待情况如下：1979年6月8日、6月26日，招待石、孔两次，178．78元；1979年7月18日招待石、孔，69．28元。”事情好象有根有据，认真一查，却又不然：1979年6月26日，石晓华正在大连；而孔幽，1979年6、7月，还没被分配到外贸局哩！
孔幽吃过招待饭没有？孔幽说，吃过。但正如证言所说：“省外贸有关同志来检查工作，不管来哪一位，我们都招待一次。往往来一二位同志，我们要去七八人陪着……我们厂应负全部责任。”孔幽虽然厌烦那种浪费大量时间的大吃大喝，但她却难以抵挡当时那种强大的吃请风，这种风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至连第一个调查组在调查孔、石问题的过程中，竟也有人有一次“吃请不拿钱”。孔幽说，她愿意改正错误，把应摊的钱全补上，也希望那些吃喝的真正动力和主力军们（某些地区外贸局的局长、科长们，有几个是“原告”），也和她一起改正错误。
例四。调查报告说，孔、石“游山玩水”。证言是这样写的：“……在临回驻马店头天，……县外贸公司×经理想去看养蚕和壁毯情况，顺便看了一下（东风水库）……每人照了几张照片，孔照的多些。”这和孔幽说的大致相同，看来是事实。但问题在于，这能成为“游山玩水”的错误吗？有人曾问外贸局参加调查的同志：东风水库离县城多远？有多大水面？有什么好景？对方答不出。又问：蚕茧是丝绸的原料，搞丝绸服装出口的人去看看养蚕，增加点知识，算不算“游山玩水”？调查组有人竟然提出：“我参观故宫，可以增加历史知识；我想增加海洋知识，就可以去大连了！？”如此答问，真让人莫可奈何。
纵观外贸局的调查和结论，疏漏和乖谬之处太多了。
调查必须实事求是，没有调查清楚，不可妄下断语，这应该说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是，河南省外贸局在对待孔幽、石晓华的问题上，有背于这个道理。外贸局某负责同志下去听到一些反映，未做深入调查，就向领导写报告，语句肯定，加的罪名很重。某领导人看到这个报告的当天，即挥笔批示，并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他们的用心也许是好的，但显然失之于武断和轻率。此后的两个调查组，虽然奔走调查，相当劳苦，但都只相信“原告”，一再让“原告”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把这当作证言，甚至把“听说”或“听说的听说”也都当成了证言。有了这样的证言，他们就认定问题已全部落实了；即使证言中有明显的矛盾，他们也不去管，而且固执地不愿听取“被告”的意见，核实材料。最后，他们又依据这些证言，作出结论，写成文件，作为人事处理的根据。孔幽就是这样被调动了工作，石晓华在工作中受到多种限制。孔、石一再提出，希望了解自己所犯错误的具体事实，以便正确认识或予以说明，但是外贸局有关人员一直拒绝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这一套调查和处理人的方法，不是大有前几年某些“专案”的遗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