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邵式平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回忆邵式平同志
方志纯
邵式平同志去世已经十八年了。他那传奇的一生，不断进取的精神，长存在熟悉他的同志的记忆中。
（一）
邵式平同志于1901年出生于江西弋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被邵姓的贫苦农民合股集资选送到弋阳县立高小读书。他与同班的方志敏是莫逆之交，两人情同手足。在青少年时期，邵式平性格刚强，主持公道，有一股豪侠的气质。高小毕业，他考取南昌第一中学。一中读书期间，他曾创办《青年报》，传播革命思想。
1923年，邵式平同志中学毕业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1925年，在北师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自觉的革命者。
入党后，邵式平同志担任了北师大党的小组长和学生会主席、学生军的负责人。“三·一八”惨案后，率领学生示威游行的邵式平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由党组织介绍回南昌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培德到处清洗共产党，邵式平同志在南昌无法存身，便化名为“余艳王”，到赣东北同方志敏同志一起，发动农民群众，组织武装暴动，创建革命根据地。
说起“艳王”，我们不少老同志都知道邵式平同志有个绰号——“邵阎王”。因为谐音之故，把“艳王”叫成“阎王”。的确，当时在赣东北，一听说“阎王”的部队来了，革命的人民就欢天喜地，敌人和土豪劣绅则心惊肉跳，生怕见“阎王”。
后来有人问邵式平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他恢谐地说：人家都说我长得不漂亮，因此，我下决心取个漂亮的名字。余者，我也；艳者，美也，我是美中之王也。
1928年，是赣东北苏区最困难的一年。刚刚创建的根据地，脚跟尚未站稳，便遇到强敌“围剿”，根据地越来越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内有人主张埋枪逃跑，有人主张同敌人死拚一场，也有人主张转到白区打游击。邵式平同志坚决支持方志敏同志在根据地打游击的主张，并耐心说服少数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后来，他率领部队，与敌人大战于金鸡山，经过激战，获得大胜。接着，三天三战，三战三捷，胜利的消息传遍赣东北，被动局面迅速扭转了。战斗中，邵式平同志不仅善于抓住战机，指挥若定，而且挥枪上阵，冲锋在前，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勇敢精神。
从此，邵式平同志便调任军事工作。信江特委成立后，他任军事部长兼军队政治委员，1930年任红十军政委。1933年初，奉中央军委命令，邵式平和周建屏同志率红十军南渡信江，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4月，中央决定成立闽赣省，又任命邵式平同志为省苏维埃主席。后来他又随军长征到延安。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从事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到东北从事经济工作。全国解放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长，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5年3月病故于南昌，时年六十四岁。
（二）
邵式平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胸怀坦荡，光明磊落。
1928年，赣东北的革命运动闯过了难关。又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到闽、浙、赣、皖四省的50多个县，人口超过百万；武装力量从两条半枪起家，发展到工农红军第十军团，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人民军队。
然而，王明取得党中央的领导权后，却对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采取怀疑的态度。在1931年4月间，先后派曾洪易等人以中央全权代表的名义到赣东北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全面否定赣东北党的工作。诬陷方、邵“不但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而且是立三路线的发挥者”，是“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右倾”。
在肃反问题上，曾洪易采取“怀疑一切”的态度，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以“肃反”为名进行打击和迫害，不少同志不明不白地含冤而死。邵式平同志怀着对革命和同志极端负责的态度，和方志敏同志站在一起，同曾洪易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力保护了一批党员和干部。
当然，邵式平同志不是完人，在革命漫长的道路上也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他从不掩饰和回避自己的错误，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敢于批评，勇于改正，毫不犹豫。在长征途中，邵式平同志曾犯过错误。经朱德同志的帮助和教育，自知其错，断然同错误决裂，随朱德同志继续前进。
（三）
“邵是有见解的同志，这一点以前不够了解。”这是1949年邵式平同志离开东北南下到江西工作时，陈云同志对他的评价。
邵式平同志在东北局从事经济工作期间，曾花了数月时间，走遍东北各省，深入实际调查访问，写下了十几万字的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感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特别是懂得技术的经济工作干部，对我们太需要了。如果现在不认识这个问题，不着手准备，我们会吃亏的。”
邵式平同志有眼光，有远见，气魄大，这在江西人中是有口皆碑的。熟悉南昌的人都知道，解放后这个城市的许多重要建设，如宽广的“八一”大道，耸立在青松碧树中的江西宾馆，革命烈士纪念堂、博物馆、医学院、省政府大楼、人民公园等等，都是邵式平同志提议或亲自规划的。
对经济建设，邵式平同志常用“十年以后看”、“五十年不落后”的话教育干部和技术人员把眼光放远些。江西盛产木材，有些同志不重视植树造林和保护好现有森林，邵式平同志批评说：“现在我们是吃祖宗的饭。”1957年，根据中央要精简机构的指示，在邵式平同志的倡议下，江西动员了五万多干部上山下乡，建立一批农场、林场，开发和建设山区，发展林业生产。周总理赞扬说，这是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政策。
邵式平同志对教育和科学工作比较重视，而且有研究。他特别赞成“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他常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光靠干劲还不行，必须要掌握科学知识。他亲自兼任江西科委主任，江西第一个科学院和科学试验基地，是在他过问下创建的。在他的倡议下，江西曾聘请近百名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劳动模范和技术人员作为科学院的研究员。他常邀请专家、教授和技术人员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
（四）
邵式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同时也是勤奋好学的一生。毛泽东同志曾称赞说：“邵式平不错，能武能文。”
邵式平同志诗情壮烈，文笔朴实，书法刚劲。他在史地、经济、哲学、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研究。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工作再忙他都坚持读书。晚年同病魔作斗争时，《资本论》、《资治通鉴》、《东周列国志》等书还是卷不离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研读数遍，而且写了三四万字的心得笔记。他在1947年7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革命愈发展，学习愈重要。……小孩子说错一句话，做坏一件事，人们是能够原谅的。因为其对社会影响很小，甚至没有什么影响，至多是前辈人用来作为笑柄和娱乐的材料。但是年纪越大，越是不能取得人们的原谅。尤其是较负责的共产党员，更是如此。因此，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做到不犯或少犯错误。
在繁忙的战斗和工作中，邵式平同志有坚持记日记的良好习惯。他病故后留下了数十万字的日记、笔记、资料。他常给干部和大学生作形势报告和讲课。他的演说充满辩证法，深入浅出，风趣生动。工余时，邵式平同志好写诗填词。1963年他养病期间，他曾计划给江西八十多个县市各写一首诗，来表现那里的历史和新貌。可惜，只写了三十几个县，就因病危搁笔。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邵式平同志虽然身居高位，但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清贫”作风。他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生活简朴，从不要求特殊照顾。接待外宾或内宾时，凡送给他的礼品他都统统交出。有些老同志、老战友来南昌探望他，他都是在自己家里做上几个简单的“老俵菜”招待，从不到宾馆设宴大吃大喝。他的这些往事至今使人感到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