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文章病院

编者按：本报《今日谈》刊登读者一卒的《“最好水平”》一文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建议本报开辟《文章病院》专栏，还有不少读者也提出这项建议。为了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确实需要及时纠正报刊文字中的毛病。今天本报为此发表了一组讨论文章，并请王力同志为《文章病院》专栏写了开场白。鉴于报纸版面较紧，今后这个专栏将移至《新闻战线》杂志按期刊出，欢迎大家积极投稿。
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王力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发表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连载了两个多月。这篇社论和这本书的确起过积极的作用，当时文风大变，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曾几何时，旧的语病治好了，新的语病又产生了。
《今日谈》专栏发表的《“最好水平”》一文，切中时弊，我读了感触很深。我曾建议《人民日报》辟一栏《文章病院》。后收到《人民日报》评论部来信，同意以《文章病院》为栏目发表一组文章，此后这个讨论将在《新闻战线》杂志上继续进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我对这个做法感到高兴。现在我对这件事发表我的一点浅见。
现在常见的语病来自三方面：
第一，语言不合逻辑。例如今天有同志指出的“打破大锅饭”、“不必要的浪费”。有时候，不合逻辑的语句不大容易看出来。例如《中国语文》1982年第6期指出的：“决定给予杨义邦同志留党察看二年和撤销原任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并建议撤销他在党外原任的各种职务，另行分配工作。”（1982年7月27日《人民日报》）既然是原任，就不需要撤销；撤销的是现任职务，而不是原任职务。
第二，乱用文言词语。例如今天有同志指出的：“他们的表演华而不艳，美而不俗，恰到好处，这一点很值得以后的效尤者注意。”“效尤”是贬义词，不能这样用。去年我看见一篇文章说我国让外国人投资，“可以聚敛资财”。“聚敛”原是“搜括”的意思，也是贬义词，不能这样用。又如《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指出的“悬殊很大”，也是不妥的。因为“悬殊”已有差别很大的意思，前面说“悬”，后面又说“很大”，意思就重复了。同样的情况有“另当别论”。“别”已是“另”的意思，“另当别论”岂不等于说“另当另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又当别论”。
第三，乱用新兴词语。所谓新兴词语，多半是受外语的影响而形成的。每一个词都有外语中意义相当的词，用错了就是不通。例如“水平”，在英语里是level。英语的level没有好坏之分，中文的“水平”也不应该有好坏之分。又如今天有同志指出“反映”和“反应”的区别。“反映”在英语是reflection，“反应”在英语是reaction，差别很大，不容混同。
现在我们辟一栏《文章病院》，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根治语病只有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才能做到。我认为新闻记者的语文修养有三方面：第一是学好逻辑；第二是学好古代汉语；第三是学好外语。这三件事做到了，语病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要祛除语病，首先要排除两种思想障碍。第一种思想障碍是认为某些语言结构并非语病，而是适应某种需要而产生的。譬如说“最好水平”可以包括两方面：产值的最高水平，成本的最低水平。这样说可以简洁。这话未尝没有道理。但是，语言这东西，应简则简，不应简则不简。一般说“成本低”就可以了，不必说低水平。我们的一些重要新闻报道，往往要译成外文。如果把“最好水平”直译作best level那就闹笑话了。
第二种思想障碍是主张“约定俗成”。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但是一经约定了，就不能随便更改了。“救火”、“养病”、“晒太阳”，这些话从结构上看来不合逻辑，但是大家都这样说，没有别的说法，也就约定俗成，不能更改，也不必更改。至于某些语言结构，一般人早有正确的定义，只有少数人（或一部分人）另有定义，那就不是约定俗成，而是造成语言混乱，应该予以纠正。
《文章病院》应该容许争鸣。也许我们诊断错了，不妨展开辩论。真理愈辩愈明，展开讨论是有好处的。例如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批评“共同特点”，我就有不同意见。就大范围来说，可以说是“特点”，就小范围来说，可以说是“共同”。譬如说：“张三和李四的性格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爱说话。”对一般人来说，不爱说话是张三、李四性格上的特点，而这一个特点是张三、李四共同具有的。
《文章病院》办了两三年后，建议编辑部把它分门别类，编成一本书。例如不合语法为一类，不合逻辑为一类，乱用文言为一类，乱用新兴词语为一类。这对于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将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