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答卷”——记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共产党员任继愈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教授的“答卷”
——记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共产党员任继愈
陈维伟
一份思想总结，放在世界宗教研究所机关党委的办公桌上。它是用十一页横格信纸抄录成的，齐齐整整，计有五千余字。由于笔者上了些年纪，又患有严重眼病，笔下不免留着颤抖的痕迹，看得出来，书写是异常吃力的，同时又是相当认真的。最后一页的下端，恭恭敬敬地签有笔者的姓名。
——这是任继愈同志最近学习新党章期间写的思想总结。它象一份出色的“答卷”，回答着时代留给这位党员社会科学家的课题。它是用笔和墨写成的，更是用每时每刻的实践写成的……
探　求　真　理　终　不　悔
前两年，经济政策开放了，理论禁区打开了，然而，大河奔流难免泥沙俱下，一股股错误思潮也随之翻腾起来，在某些人眼里似乎搞马列不那么“吃香”了。“宗教研究还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的话会不会让人扣上‘极左’的帽子？”——一些研究宗教学的同志自然产生了种种疑问。任继愈同志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他在本所的会议上坚定地说：“我们这个所是党领导下的科研单位，不同于有信仰的宗教团体。我们应当与党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策上要与宗教界搞好团结，世界观上必须同宗教神学划清界限。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灵魂，我们不能丢！”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任继愈同志借用这句宋人的诗词来表达自己追求真理的精神。
从在西南联大任教算起，任继愈同志从事学术研究四十余年，他常讲：搞学问，就是追求真理。解放初期，在党的关怀、帮助下，他开始接触和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犹如黑夜里航行遇见了灯塔，他终于找到了指导学术研究的正确航标。他对多年来最敬重的一位教授，也是他的老师说：“你讲的儒家、佛教的那套哲学，我不信了，我要重新学习。”195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追求真理的道路是布满荆棘的，走上这条路是需要勇气的。任继愈同志说得好：“探索者害怕接近地狱，就无从起步。”他不愿做那种靠听风声，承謦欬，摸“精神”而获得“成就”的人。入党27年来，他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从未止步。《中国哲学史》、《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著作，就是他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取得的成果。
任继愈同志常对所里同志讲：我们不能一味地钻到书斋里埋头搞业务，要面向社会，接触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用无神论去宣传和影响群众，这也是我们党员科研人员的神圣职责。任继愈同志尤其关心青少年的思想成长，他经常牺牲休息时间给《中国青年报》撰稿，与一些不曾相识的青年人通信，回答生活和学习方面的问题。
一天早上，任继愈同志破例停下学术研究，在家接待了一个来自浙江的女青年。这个二十一岁的小姑娘，因在人生的道路上屡遭逆境，前些年被父亲领到普陀山观音洞当了尼姑，不久她无法忍受寺院的生活，一度想投海自杀，还俗回乡后又遭到社会上保守势力的冷嘲热讽，当了和尚的父亲也跑回家严厉胁迫她回尼姑庵去，她无奈离家出走来到北京。任继愈同志十分耐心地对小姑娘进行了安慰和劝导，他说：“咱们党的宗教政策是，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党的政策是合情合理的。你念过佛，你知道吗？强迫一个人出家，连佛都不允许呢。”在所里其他同志的共同帮助下，终于使这个女青年打消了悲观厌世思想，坚定了生活的信心，激起了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任继愈同志还嘱托所里的同志把小姑娘送回家乡去，并取得地方党组织的帮助。
时　间　的　紧　迫　感
任继愈同志首先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他看来，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是没有止境的。有人劝他：“任公，您已年近古稀，该享享清福了！”他却诙谐地说：“按我的岁数，恐怕只能订一个‘五年计划’了，这就更要抓紧工作才成呵！”
任继愈同志计划在近几年主编完成几部多卷本的著作，包括：《中国佛教史》（八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中华大藏经》、《道藏提要》等。所里同志用八个字赞誉他，叫作“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熟悉任继愈同志的人都知道，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已经失明多年，左眼视力也只有0．5，走路还要拄着拐杖，送审的稿子他需要拿着放大镜批改，亲自执笔连格子都看不准。时间长了，眼睛又酸又疼，可是他每天的阅读量和写作量都大大超过了医嘱，每天如有会议或其它活动，要干几个小时，没有其它干扰往往在十小时以上。
他不仅要看书，所里还有工作，一些学术讨论、工作会议、外事活动也常常找到他头上。他每周的时间表都排得满满的。平日时常有人拜访他，用了许多时间修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寄来的文章和稿子，有的长达几十万字，他也尽力帮他们修改，提出意见。为了保证每天有整段的学术研究时间，他多年来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清晨四点至八点是他自己支配的时间。为了早出成果，也不知多少个节假日，他都在忙碌的工作中度过了；近两年他家没有请人照料家务，有时紧张起来顾不上做饭，他中午就泡上一碗“方便面条”充饥；甚至外出开会，他还带着一卷稿子，利用会议间歇时间审阅、批改。他总在想：时间紧迫，要赶着做。
1978年到现在，任继愈同志先后带了十六名研究生。有人劝他：“您年纪大了，工作又这么多，别再给自己加码了！”他却说：“我们的学术领域还有许多尚未开垦的荒地，国家急需人才呵！”他家客厅里有块小黑板，他经常在这里给研究生指导、讲课、批改作业。遇见有些研究生作业不够认真，他从不训斥，而是戴上眼镜耐心地一字一句地批改，错别字也不放过。一次，他发现给研究生留的古汉语作业丢了一句话，立即给他们写信把它补上。研究生们看到年迈的老教授治学态度如此认真，都深受教育。
珍惜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我对党的前途是乐观的。当然，久病后痊愈是有一个过程的。但只要每一个党员，都从自身做起，无损党员的称号，党风、社会之风就会更快地好转。”这是任继愈同志学习新党章的一段感受。他在实际中又是怎样做的呢？
为学术交流，任继愈同志几年来多次到国外访问、讲学。国家发给的外汇，他从不乱用一分钱，有时随团的同志要给他买点水果和冰棍，他都婉言谢绝了。1980年，他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讲学，得到的奖学金他并没有用来添置家里的“电器化”，他先后给所里买了两台英文打字机和一架较贵重的照相机。回国后没两天，任继愈同志就身着素朴的衣衫上班了。当所里同志看到老所长给他们买来的打字机和照相机时，不禁感慨地说：“老任爱所胜过了爱家呵！”
一次，任继愈同志到昆明出差，先行的同志给他联系了一家高级宾馆。任继愈同志对这位同志说：“住在这里花费大，也不方便，赶紧换一个地方住吧！”第二天，他们就搬到一所学院的招待所住下了。4月的春城，山水飘香。任继愈同志的出差时间表里，却只有“工作”、“工作”，唯独没有“游逛”两个字。
出版的著作，编的书，出版社都要给稿费，任继愈同志都不要，或上交所里，或交了党费。有人说：“这是给您的报酬，您怎么不要呢？”他笑笑说：“我的工资里不是包含着党和人民给我的报酬了吗？”
按工资比例，任继愈同志每月应交纳党费二元四角，可是他月月都交三十七元二角。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63年工资调整时，任继愈同志考虑到国家还不富裕，就恳切请求组织不要给自己晋级，更多照顾低薪的同志。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资历和1956年工资调整时他曾退让过一次，便没有采纳他的请求，决定将他从四级工资提为三级工资。从那时起，任继愈同志一直将增加的这一级的钱全部交给党，至今累计约八千余元。
一次，一位曾与任继愈同志一起工作多年的同志，要调到宗教所来，工作上也需要这种人才，任继愈同志要他参加考试，那个同志笑着说：“您跟我这么熟，还不了解我吗？”任继愈同志严肃地说：“不论生人熟人，都要考。”
对出名的事，任继愈同志很怕沾边，《晋阳学刊》的编辑多次请他写个自传，准备编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一书，他将手一摆，说：“我算不上什么
‘家’，还是不要写了吧！”这个自传一直没有写出来。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任继愈同志的“答卷”还在继续完成着，我们祝愿他身体健康，多做一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