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读史札记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
穆福田
翻开中华民族文明史，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心血、智慧和勤奋的劳动，在我们祖国曾经称雄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中，作出过伟大的贡献；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优秀传统。这种优秀传统突出地表现为：爱祖国、爱人民的坚贞气节；不重名利、不怕困难、献身事业的治学精神；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
（一）
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有着较高的知识素养，往往对祖国的悠久历史更加景仰，对祖国的灿烂文化更加尊崇，对祖国的兴衰治乱更加关注，对祖国的命运前途更加萦怀，因而爱国主义的激情也往往更加炽烈。其中的许多人更把爱国主义的感情升华到为国献身的崇高境界。
一个人，当他春风得意，受到国家信用时，要求他爱国，也许不难做到。但当他因各种原因受到打击、诬陷时，能够经得住逆境的考验，受得了误解的冤屈，仍然同祖国生死相依，荣辱与共，这才是难于作到的呵！伟大诗人屈原就是这样一位风范长存的爱国者。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是楚国有名的学问家。年轻时，在《桔颂》中，他咏桔铭志，表达了忠于祖国的信念：“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当他受重用，任左徒时，一颗爱国赤心化作变法图强的繁冗劳作。然而，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楚国，他却屡遭诬陷、迫害，几达四十年之久。当时，屈原是可以出游他国求仕的。那个时期，“楚材晋用”、“朝秦暮楚”的事司空见惯。但是，屈原却抱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不忍为此态也”。他身处荒野，为多难的祖国忧心如焚。流放汉北时，他惆怅万端地唱出：“回我故国的路呵多么遥远，我的心每夜都要往返九遍”。流放江南时，他一往情深地长吟：“我远望四方呵，几时才能再回故乡？飞鸟一定要归巢，狐死，头也向着山岗。”秦军攻破了楚都，他“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以身相殉。忠贞爱国的侠肝义胆，光辉长留天地。
我国古代，曾有过国力强盛、政治昌明的治世，也有过积贫积弱、民族离乱的岁月。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祖国繁荣鼎盛时爱国，在祖国危急存亡之秋，也敢于肩负起天下的兴亡，于离乱中益见其爱国的坚定，于窘迫中益显其气节的忠贞。南宋是个偏安一隅、日渐衰弱的王朝。在当权集团举世皆醉的昏愦中，却有一批知识分子激于爱国热忱，大声疾呼，力主振兴疲癃，统一祖国。诗人陆游身怀恢复中原之志，先是赞助大将张浚北伐，后是向四川宣抚使力陈抗金大计，并投笔从戎，亲事军旅。临终还留下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以火一样的爱国热情激荡着后人。与陆游同时的辛弃疾是集将才与诗才于一身的杰出知识分子。为了恢复中原，他向朝廷献《美芹十论》，进《九议》，提出抗金方略；他招兵买马，训练精旅，为统一祖国作准备。朝廷的腐败使他一事无成，但那洋溢着爱国精诚的《稼轩长短句》，却让人一读三叹！南宋末年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为挽救国家危亡于一发，他投笔从戎，时而率兵东挡西杀，时而出使元营。被俘之后，宁死不降，为后人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最后从容就义。类似这样坚贞爱国的知识分子，史不绝书。例如明末坚持抗清斗争的大学者顾炎武、王夫之，清末虎门禁烟的林则徐（林二十岁中举，二十七岁中进士，与学者龚自珍、魏源一道提倡经世之学，当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等等。“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每当国家贫弱危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就迸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二）
东汉时期，我国出了一位大学者，名叫张衡。他精于天文学，制成了浑天仪和地动仪，并举世首次正确解释了月食的成因。他深谙机械学，制造的木鸟能飞数里，因而获“木圣”之誉。他富于文学才华，以十年功力完成的《两京赋》使文学大家班固的力作《两都赋》相形见绌。他一生中，对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对名利地位却十分漠然。“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光是太史令这种小官，就干了十四年。有人问他为何不钻营仕途，他回答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其言其行，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不重名利、潜心学问、献身事业的治学精神。
多年的治学实践，使古代很多知识分子深深懂得，人生有限，学海无涯，唯毕生努力、献身事业才是驶向胜利彼岸的舟楫。如果没有锲而不舍之志，只有浅尝辄止之心；没有实事求是之意，只有投机取巧之行，那结果将是可悲的。为了有所建树，他们总是夜以继日，殚精竭虑，读书则韦编三绝，考察则餐风宿露，试验则寝不安席。
《宋史》曾称扬史学家司马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和司马迁编著的纪传体史书《史记》历来被称为史学双璧。为完成《资治通鉴》的编撰，司马光整整耗用了十九年，参考的书籍，除大量正史，还有野史、笔记、小说共达二百二十二种，计三千万字。每天亲手删改的稿纸，竟长达丈余。全书初成后，残稿就积满了两间大屋。在《进资治通鉴表》中，他这样描述了自己著书的情况：臣“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臣今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书成尚未刊印，司马光就溘然长逝了。当后人阅读这部范围广博、文浅事明的巨著时，怎能不由衷敬佩他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其实，凡是有作为的学问家，都有一部类似的经历。象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十四年时间写成《史记》，后七年的写作更是在蒙受被处腐刑的奇耻大辱中奋斗过来的。他死之后，其书才由其外孙公诸于世。东汉哲学家王充，苦心著述三十年写成《论衡》，因为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触犯了朝廷的宗教唯心主义而被视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不能刊行于世。明代杰出医学家李时珍，用二十七年时间，三易其稿，写成《本草纲目》，“将上之朝，时珍遽卒”，三年后才刊行天下。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在“举家食粥”的极端贫困中，十年呕心沥血，增删五次，写作不朽名著《石头记》，书未成就在贫病中搁笔长逝了。这些优秀的古代知识分子，不辞辛劳，不畏逆境，以毕生精力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他们生前，连自己的著述刊行于世也未曾见到，连自己的心血受到社会承认的一声赞许也未曾听到，就匆匆离开了人间。然而，这些不重名利、献身事业的优秀知识分子却以自己杰出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史上永远地树起了光华璀璨的丰碑。
（三）
在漫长的封建制度下，除去几个短暂的政治昌明时期外，专制总是压迫着民主，愚昧往往欺凌着科学。当进步思想家的叛道之言触犯了当权者的宗教神学时，当正直史官“不为尊者隐”的秉笔直书揭露了当权者的疮疤时，当艺术家带有人民性的创作发出对腐朽制度的抗议之声时，都随时可能遭到统治集团的“围剿”和镇压。我国古代很多知识分子，因为对客观事物有着精深的研究，观察问题有着深邃的目光，因此既不会被强权者的蛮横无知所压服，也不会被世俗的似是而非所裹胁，他们总是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表现了正直学者的高风亮节。
南北朝齐、梁之际，围绕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的《神灭论》展开的一场斗争，就很典型。范缜年轻时，以学者身份被征召到齐朝宰相肖子良府邸。肖是个佛教徒，范缜却“盛称无佛”。范缜毫不畏惧顶头上司的赫赫权势，几次把肖子良驳得哑口无言。“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后来，范缜把自己的观点系统写成《神灭论》一文。肖子良请来名人高僧围攻他，又被他一一驳倒。肖子良派说客诱降说：先生若放弃神灭论，何愁不作中书郎？范缜仰天长笑说：“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一腔正气，喷薄而出。肖子良恼羞成怒，把他贬出了京师。齐朝亡而梁朝立。梁武帝组织王公朝贵64人，写文章75篇，围攻范缜。梁武帝亲笔写了一篇《敕答臣下神灭论》，斥责范缜“违经背亲”。范缜真理在手，胆大包天，一一回击，锋芒所及，权贵披靡。
坚持真理，刚直不阿，是要冒风险的。为此而丢了脑袋的事，也不乏其例。春秋时，齐国国相崔杼杀了国君，太史据实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怕留骂名，杀了太史。继任的太史又这样写，也被杀。第三个同样被杀。第四个照写不误。崔杼无奈，只好作罢。于是流传下来的《左传》里，不仅记载着“崔杼弑其君”，而且写上了崔杼杀史官的恶行。正直史官的浩然正气，常使某些专制帝王也畏惧三分。宋太祖曾一怒用斧柄打掉了一位大臣的两颗门牙，
“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其实，“上悦”是假，怕史官的直录才是实。
不断地探索科学，勇敢地坚持真理；不随人俯仰，不任人方圆，不唯上，不唯书，这是我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宝贵品质。这种品质，难免招致锋芒毕露之议，惹出清高孤傲之讥，甚至带来贬官、杀身之祸。然而，他们仍然恪守不渝。
（四）
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一样，我国古代知识分子自然也是良莠不齐。和上面述及者相反，古代知识分子中，卖国求荣者，有之；以文谋利者，有之；曲笔阿贵者，亦有之。这些劣行，当然为后人所不齿。但是，这种情况，终究掩盖不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光辉。
传统的形成，是一个积之久远的历史过程，它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例如，古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就同我们现在提倡的爱国主义有所不同。在今天看来，他们当年的爱国主义，显然带有狭隘性、局限性。我们肯定他们的爱国主义，丝毫也没有肯定他们的狭隘性的意思存在。
在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今天，我们一定要发扬祖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的优秀传统，以建设我们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