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约”为何成“罚约”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农村漫谈

“民约”为何成“罚约”
草木
7月26日的《人民日报》载：有些社队的“乡规民约”成了“罚约”。例如，吵架斗殴，无理的罚十五元，有理的罚十元。
有理无理，五元之差。那么，遇见那蛮不讲理的，人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惹不起躲得起”，要么拿钱买“有理”。
我想，一乡之内，吵架之类的事，是时而有之的。作为一“民”，难免要当当“有理的”或者“无理的”。如果经过民主讨论，大家怎么能够订出这样一个有理无理都得罚的“民约”呢？况且，一般农民，即便是殷实之家，对一分一文也并非毫不在乎，大家怎么会订个一罚就是十多元的“民约”呢？由此看来，这样的“民约”，大抵不是“民”所“约”，而是“官”所“约”。因为，动辄就罚，只有他们这些执罚者，才有可能置身于外。
“乡规民约”，古已有之。虽然说法不一，社会制度不同，但稍通事理的人，都懂得这个词本身，就决定它要充分体现民意。《宋史·吕大防传》中就说它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民约”变成“罚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十年动乱，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有些农村干部认为干部就是“管束”农民的。于是，有些本来应该为民服务的东西，却被弄成反过来作弄农民；有些本来应该属于农民的权利，干部们却以“官意”代“民意”。这里有认识水平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思想作风问题。比如，那些把“民约”变成“罚约”的干部，很难想象他会把自己摆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地位，一样地动辄受罚！
农村干部是为农民服务的。他们的职责应该是为农民排忧解难，帮助农民勤劳致富，而不是老爷一般地“管束”农民。树立了这种观念的人，是不会把“民约”变成“罚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