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
罗征敬
俞秀松烈士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之一。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时，他担任书记，但后来却遭到王明、康生诬害致死，至今已四十五年多了。
俞秀松，又名寿松，字柏青，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时，名“纳利马诺夫”。在新疆工作时，曾化名王寿成。1899年6月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溪埭村。1908年入本村行余小学。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接受进步思想，领导杭州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后，为了进一步宣传反帝爱国的思想，俞秀松和宣中华等人发起，出版《双十》周刊，后改名《浙江新潮》。
俞秀松在《浙江新潮》的发刊词中，提出了一个社会改造的纲领，指出改造社会的责任要落到劳动阶级身上。这份刊物，发行的范围很广。第二期上，刊登了一篇施存统写的题为《非孝》的著名文章，轰动全国。北洋军阀慌忙连下禁令，取缔《浙江新潮》。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不能再在学校继续读书，遂于1919年底赴北京。1920年1月10日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开始了工读生活。
俞秀松在工读互助团里，参加抄印讲义、石刻印刷和制作粉笔等工作，同时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哲学系，旁听胡适之等人的课。但是，时间不过三个月，工读互助团便宣告失败。俞秀松毅然南下，投身到“资本家底下的工厂”去。经过严酷的现实生活的教育，1920年3月，俞秀松果断地正式宣告：“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俞秀松回到上海，“改名换服”，到虹口区的厚生铁工厂当了工人。这是他实践自己提出的“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到劳动界”中去的诺言。从此，他较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真正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在那里，他与工人朝夕相处，深深体会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境遇。在这期间，俞秀松和陈望道一起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工作。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主办的《劳动界》创刊，俞秀松参加了编辑工作。在9月出版的《劳动界》第4期和第7期上，刊载“本社特别启事”，内容为商讨出版《上海店员周刊》一事，署名为“秀松、汉俊、独秀”。俞秀松所在的厚生铁工厂并与恒丰纱厂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机器工会”，12月发起成立“印刷工会”，目的是将广大的机器工人和印刷工人组织起来。俞秀松通过办《劳动界》、《店员周刊》等刊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斗争实际，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0年夏，俞秀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当共产国际的代表维金斯基，由杨明斋陪同来到中国时，俞秀松曾给维金斯基当过一段助手。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陈独秀派他担任书记。据俞秀松的家人回忆，在“文化大革命”前，曾见过俞秀松的日记和他亲笔起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后面附有十多名团员的名单。日记中还记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本应由德文本进行校译，但当时找不到德文本，结果便用英文及日文本进行校译。而这份译稿，是由俞秀松亲自交给陈独秀的。可惜这些珍贵文物经过十年浩劫，已经荡然无存了。
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之后，上海党的发起组为了掩护青年团进行革命活动和培养留苏学生，于1920年9月，办了一所“外国语学社”。这个学社由杨明斋负责，同时教授俄语。俞秀松担任学社的秘书，具体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同时在校攻读俄文。
1921年3月，俞秀松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前往苏联出席少共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2年4月，俞秀松回国后，首先接受团临时中央局的指示，奔赴杭州建团。
1922年5月5日，俞秀松以上海、杭州团组织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他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指出青年团的现时方针为：在政治方面是“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制订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纲领。俞秀松在1922年10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讨伐陈炯明叛乱，并担任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一等书记。俞秀松表示：“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军扫除这般祸国殃民的国妖！”
1925年11月23日，俞秀松到达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同志，大部分不懂俄文。苏联党组织为了尽快培养翻译人材，从学生中挑选了俞秀松、董亦湘、刘少文、李培之、庄东晓、王明等十多个能直接用俄语听讲的人，组成一个速成班。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只有王明是刚刚入团的团员。这个班的学习任务很紧。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由主讲教师列出学习提纲，指定必读的参考书，经过讨论，最后由教师做总结。在学习中，王明对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世界革命史的讨论，一言不发，而对列宁主义课的讨论，则抢先发言。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王明为什么对列宁主义课这样积极？不久，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列宁主义课的主讲人是副校长米夫。果然，克劳白夫（王明的俄文名）的表现，深深印在米夫的脑海里。每当列宁主义课小组讨论发生意见分歧时，米夫就指定克劳白夫谈谈自己的看法。在学校的墙报上，署名“绍禹”的文章渐渐多起来了。王明对国内的情况并不了解，在同学中喜欢高谈阔论，夸夸其谈，引起大家的厌恶。俞秀松耐心帮助他，王明反而怀恨在心。后来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做了中山大学学生公社的主席，很快便入了党。
1927年11月上旬，俞秀松考入列宁学院。俞秀松虽然离开了中山大学，但是王明为了打击俞秀松等同志，竟公然捏造罪名，说他们在中山大学组织了反党的反革命小组织“江浙同乡会”。实际上，周达文是贵州人，只因反对王明，也被打进了“江浙同乡会”。1928年，共产国际监委、联共中央监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没有真凭实据，不存在这种反党集团的事实。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这时俞秀松等对王明推行一条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甚为不满，并加以抵制。于是，王明宗派集团便以反对中央领导的罪名，给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戴上“托派”的帽子。
1933年，俞秀松与周达文、董亦湘等六位同志一起被派到苏联远东伯力工作。1935年6月，联共中央派俞秀松等25人进入新疆。
俞秀松在新疆的两年多时间里，利用《新疆日报》、《反帝战线》等报刊和反帝总会组织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这就不能不引起军阀盛世才的嫉恨。1937年12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延安，途经新疆。他们借此机会诬陷俞秀松是“托派”。盛世才将他逮捕，并于1938年6月，押往苏联。最后俞秀松在肃反扩大化时被害，享年39岁。
当俞秀松被捕，他的妻子安志洁前去探监时，他勉励妻子说：“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要革命就不怕杀头。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为革命献身是光荣的。”1938年6月，俞秀松被强迫押往苏联，当飞机马达隆隆在响，生离死别就在眼前时，俞秀松非常坦然地对妻子说，“你要坚持，不能屈服。相信党，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总有一天会胜利的。”
俞秀松的“托派问题”，经过详细调查，已经完全查明是王明、康生的陷害。特别是与俞秀松同时被诬陷为“托派”，又同时被害于苏联的董亦湘同志，早在1959年，由于其妻子的申诉，苏联远东军区军事法院就已予以平反。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曾于1962年给俞秀松家属颁发了“烈士光荣纪念证”。但由于康生的阻挠，这位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卓越贡献的烈士事迹，不为人所知，甚至连名字也不见党史记载。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才推翻了加在俞秀松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俞秀松同志的一生，是为祖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的一生。俞秀松同志是一颗洁白无疵的明珠，被埋藏了达四十五年之久。今天我们拭去覆盖在它上面的灰尘，这颗耀人夺目的明珠，将永远在党、团的历史上大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