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冶方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哭冶方
冯定
亮公冶方，先我而行，实在不该是这样的啊！
我们相识于二十年代黑暗的中国，为了寻求解放人类之道走到一起来了。我们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严酷的历史的曲折。在这漫长的道路中，你始终那样纯洁，正直。不为命运所屈服，不为世俗的干扰威胁而动摇对信念的追求。
二十年代中期，我们受党的派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没有想到，在这传播马列主义火种的地方，却遭到了王明的宗派家长制的统治，他把对支部工作提过意见的人，都以反党而论处，自己却封为响当当的布尔什维克。这就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你由于热情而豪放，思想活跃，结交甚广，竟被王明等把持的支部局扣上“江浙同乡会反党小集团”的帽子，还险些带上托派的罪名。王明路线一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才得到清算，我们所蒙受到的莫须有的迫害也随着长达十多年的岁月而得到澄清。
“七七”芦沟桥事变，在中国大地燃遍了抗日的民族解放烽火。我们由白区地下党江苏省委输送到新四军去工作。记得我们在华中局党校任课时，同志们都亲切的叫你“孙教员”。少奇同志的《答宋亮同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下流传的。这个时期，正是皖南事变之后，同志们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在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下，继续前进。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又发展壮大了，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多么需要有成千上万的忠诚党的事业，又具有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的干部去完成啊！华中局党校正担负着这样的重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面打仗，一面培训干部。那时候党校的学员，在全国解放后，都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有许多同志是将军、部长、省委书记等等。
最值得记忆的是，1945年秋，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日本侵略军投降后，我们相会于江苏淮安，当时我们在邓子恢、张鼎丞同志领导的华中分局工作。在百忙的斗争中，你没有忘记学习，你对我说，赶快抓紧复习俄文，以便读更多的马列文献，加深理论研究啊！1949年春渡江战役后，我们又相会于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身经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代中外反动阶级的统治，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任务十分繁重。可是你不顾工作的紧张和压力，还要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你的决心竟然实现了，你约我两人合请了一位白俄老太太，跟她学俄文。每周两次，在早上上班前，七点到八点到她的住处去上课。我在你的这种可贵的好学精神带动下，确实收到不少效益。1952年我写的那篇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文章，一方面是在上海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取得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就是在学习俄文的过程中，重温了马列的俄文文献以及毛主席著作所得到的启发。
六十年代开始，我们已经闻到了阴谋家康生、陈伯达等的火药味，他们正在虎视眈眈地寻找着猎物哩。其实，更早的导火线还在1958年“大跃进”以来，由于张春桥那篇资产阶级法权文章的发表，引起一种极左的论调笼罩着理论界。只要与这种调子稍有不同的议论，都将被视为异端。当时，我内心十分苦闷，只有沉默。可是，你却仍然那么处之泰然，发表着你的观点，我真敬佩你的坦然，而又为你捏着一把汗。一次，在中宣部召开的理论讨论会后，我亲眼看见康生拍着你的肩膀，笑嘻嘻的说：“冶方啊，你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好，你要尽量都把它们发表出来啊！”可是，过后我就听人说，康生在毛主席面前说：“苏联有一个列别尔曼，可是中国还有一个比列别尔曼还列别尔曼的咧，那就是孙冶方！”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牺牲品啊。
1964年我们被抛出来示众了，康生、陈伯达却踩着我们的肩膀更加“无产阶级化”了，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最高荣誉的称谓者——“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1967年冬天，我被“扫地出门”了。从北大校园里面赶到西校门外面的一个宿舍区。有一天我在过马路到校园里面接受批判时，猛抬头看见在大街的墙上贴着大幅标语，“孙冶方大特务被逮捕了，大快人心”，这时，我的脑子嗡的一声，象是要炸开来一样，我想大叫一声“孙冶方是好人”。可是，我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来。原来，我已经昏昏沉沉，在马路上被一辆自行车撞倒了。那样的岁月啊，你却坚强地闯过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你是第一个来看我的客人。你在我那间小屋里和我“密谈”了一天。主要是议论揭发康生的问题。当时，我的身体已经不济了，思想也没有你那么解放，许多事还“心有余悸”，不知怎么说才好。可是，你却始终那么明朗、坚信、无畏。
你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因为你的心灵始终是那么美好，与金子一样纯真无瑕。你的一生又是坎坷的一生，因为美好的东西总是要被丑的东西所妒恨和不容。象康生、陈伯达这样的政治小丑，他们最起码的动机至少是不允许有人超过他们的“理论权威”的宝座，所以千方百计要整人。
你的遗言，就是你一生的起点。从我认识你的时候起，你的精神就象你的遗言那样具有共产主义的风格。所谓共产主义的风格，实质上就是具有批判一切旧世界的旧东西的无畏精神。这一点，你不但在学术上思想上做到了，就是在生活上也做到了。你在婚姻问题上，不顾旧的习俗，甘心情愿和一位“未亡人”正式结合。这在今天，也许还是在一些人中不能突破的，何况在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呢。你在家庭问题上，没有子女，但不因此而动摇已经组成的家庭。在这一点上，如果没有高尚的思想品德，是很难信守如一的。很多虽然身为共产党员的人，而他们的思想却偏偏仍然迷恋着封建的信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在生活方式上，从来不讲究待遇，你几十年来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不向组织上提什么要求。你在全国解放后，“文化大革命”前，始终住在两间一套的房子里，随遇而安。如果按照你的资历、级别待遇来看，你远远可以比你的现状过得更好些。
你的一生的遭遇，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历史的经验，往往要经过无数的曲折反复，才能被人们逐渐逐渐的认识。现在，如果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那么，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在建国以来所经历的一个开始走向幸福的时期。因为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以及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作用，他们的表现和作为，开始逐步被社会所承认，并且逐步做出了应有的客观评价。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大的欣慰，精神上最高的奖励。
你无愧于模范党员的称号，你尽了你自己一生应尽的责任，完成了你的历史任务。你的一生，还留下了丰富的值得大家学习的财富。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提出的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的课题，在你的一生中，以实际行动对这个课题作出了答案。让我们活着的人都来参加回答这个人生的课题，丰富这个人生的课题吧。
〔附记〕　冯定同志久病，不能执笔，当他听到孙冶方同志病逝的消息，感到十分悲痛，屡次要我记述他的怀念之情。他卧病至今。我在医院日夜陪住，只能抽暇整理此文，以完成冯定同志的嘱托。
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