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
邢贲思
把实事求是提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并把它确定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这是贯穿《邓小平文选》全书的一条基本线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贡献。
我们党六十多年来的革命实践反复证明了，什么时候我们有一条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得到顺利的发展，什么时候我们丢掉了、背离了这条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以至失败。这样一条思想路线是我们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近三十年来，我们在怎样对待这条思想路线的问题上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五十年代前期，我们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实践的发展，并以我们的新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正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初步成果，需要我们把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轨道上来的时候，我们的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不谨慎了，违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它使党内外的许多有识之士痛切地感到，不彻底纠正这种错误，不把我们党的路线包括思想路线来一个根本改变，我们的事业就有被断送的危险。邓小平同志是最早出来同上述错误作斗争的代表。《邓小平文选》的有关文章，特别是其中关于实事求是的许多精辟论述，正是这种斗争所结出的硕果。
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遭受长期打击后重新出来工作，当时正是“四人帮”暴戾恣睢，倒行逆施，猖狂到了极点的时候。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全面整顿的方针。这种整顿是在当时条件下的一种拨乱反正，是使我国摆脱困境、重新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唯一正确的方针。由于执行了这一方针，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开始出现转机，使人们从困难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还针对当时党内思想路线不端正的情况，阐明了应当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现代迷信猖獗的当年提出这样的问题，发表这样的见解，需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在《各方面都要整顿》一文中，邓小平同志严正地指出，党内存在着一种把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各取所需的恶劣作风。林彪是突出的典型，但并不限于林彪。他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他在列举了大量事实之后接着说：“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这段话无异是向盛行一时的现代迷信挑战，同时也说明，邓小平同志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上，也和对待其他问题一样，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同志的这些努力虽未能实现，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他敢于拨乱反正的革命胆略，他勇于正视现实的求实精神，他的关于应当怎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论断，在广大群众和干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的党和人民面临着实现历史性大转变的艰巨任务。在这个时期，敢不敢于正视现实，敢不敢于承认我们的党犯了错误，敢不敢于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这是对我们党的新的严峻考验。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接受教训，没有勇气回到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来，那我们的党就不配称作是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如果我们不敢承认我们的党犯了错误，那么其逻辑的结论就是过去的一切都对，应当一如既往、一仍其旧，应当“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我们有的同志，有些党的领导人，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而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认为过去的一切糟就糟在“四人帮”，党的路线、党的领导、党的领袖都没有问题，只要把“四人帮”打倒，就从此太平，一切应当照旧。这就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一种偶然性，把一切问题归因于“四人帮”。这不仅违反了历史的真实，更重要的是要把过去的错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坚持下去，要把我们已经备受挫折的祖国继续陷于困境，使我们饱受风霜的人民继续遭受苦难，让我们民族的生机和创造活力继续受到窒息。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理论失误，而是一条思想路线，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是过去那条错误的思想路线的继续。这就是“两个凡是”的实质。因此，是附和“两个凡是”，还是同“两个凡是”的主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关系到能不能真正巩固粉碎“四人帮”的成果，真正纠正以往的错误，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关系到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国人民的命运。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第一个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评，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当时，邓小平同志还没有完全摆脱逆境，而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敢于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所主张的“两个凡是”进行批评，表现出了他对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邓小平同志批评“两个凡是”，正面阐述了什么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这就是应当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论断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联系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应当讲它的针对性很强，就是针对那种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一种科学体系而是任意加以割裂、各取所需的恶劣倾向，就是针对那种把毛泽东语录当作圣经的现代迷信的残留迹象，就是针对“两个凡是”。这是何等地切中时弊呵！在林彪、“四人帮”的毒害下，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对于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辨别能力已经降低到十分可怜的程度，有的人连马克思主义的ABC都忘光了，我们的党多么需要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在思想理论上，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上也来一个彻底的拨乱反正呵！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断在当时的条件下起了启蒙的作用，对思想解放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1978年5月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揭开了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命题，为什么这样一个命题能够吸引这么多人的注意，引起遍及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广泛讨论，如果离开了上述的历史背景是难以理解的。这反映了全国人民渴望摆脱以往的错误，除旧布新、振兴祖国的强烈意愿，反映了全国人民渴望挣脱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假马克思主义所加给人们的思想禁锢，恢复活力、着意革新的强烈意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正好顺应了这样一种客观需要，于是这一普通的哲学命题的价值似乎一下子为人们所重新发现，重新认识。但是，有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甚至企图把一顶“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加给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正当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有力地支持了后者，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同志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接着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论述了应当怎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在这场大讨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根本扭转了形势。
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三中全会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根本的一条就是在总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正是由于确立了这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才可能把我们的工作重点从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转移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后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制订和贯彻，才可能正确地解决大量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创造性地开拓许多新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说：“目前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些论断对于我们今天的各项工作以及今后的革命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