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第八期发表文章 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文艺报》第八期发表文章
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文艺报》一九八三年第八期，发表了袁良骏的《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章。
文章说：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自一九六一年问世以来，据说成了欧美一些大学讲授中国现代小说甚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教科书。但是，在再三阅读了这本书之后，人们不能不十分遗憾地指出：夏氏的反共立场诱发了他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系列错误观点；而这些观点又构成了夏著的致命伤。
一、反共立场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实用主义。夏著实际抛给人们这样一种评论模式：只要是反共的作家作品，就伟大，就杰出，就崇高，而只要是共产党的作家、作品，就浅薄，就渺小，就拙劣；你昨天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你的作品就感人，就成功，而你今天拥护了共产党，你的作品的价值便马上一落千丈，变成无血肉、无魅力的失败之作了。夏著中对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赵树理的诬蔑、歪曲和贬低抹煞，对反共作家张爱玲、姜贵等的吹捧，都是在反共立场指导下产生出来的缺乏任何根据的主观臆断。
二、宗教偏见导致了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贬低和抹煞。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对中国现代小说乃至整个现代文学表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轻蔑态度和民族自卑感。他一再声称“中国现代小说不够伟大”，中国现代文学“肤浅”、“浅露”。什么原因呢？他认为关键是“中国文学传统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宗教精神的有无，竟然成了文学高低上下的试金石，夏先生的宗教偏见可谓无以复加了！
三、历史偏见掩盖了真正的历史规律。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夏著不是没有发表意见，便是做出了完全唯心主义的解释。例如，他说抗日战争更给了共产党“玩弄文学的机会。共产党以爱国为名，使文学替自己的目标服务。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在抗战期间，开了倒车”。这是很奇怪的逻辑，用这样的历史偏见去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规律，怎么可能不南辕北辙呢？！
四、艺术偏见诱发了一系列的错误评价。夏氏认为“作品的文学价值”是与相信理想、关心人类命运不相容的。从这种批评标准出发，他在贬低、抹煞“左翼作家”的同时，对他称之为“独立作家”的大唱赞歌。例如，他说沈从文从“一开始就能够拒绝接受共产党解释中国社会结构的滥调：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他“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这些话表面看似乎在抬高沈从文，实际上却是从政治上把沈置于同党和人民完全对立的地位，这种说法恐怕连沈从文自己也是不能同意的。夏氏对《围城》的评价也不够实事求是。他说这部长篇小说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并断言是“未来世代……最受……喜爱的作品”。这就让人无法理解，甚至连作者也觉得碍难接受了。
文章最后说，夏著的某些艺术分析还是不无可取之处的。而所有这些可取之处，也正是远离了反共说教之处。可以想见，假如夏氏彻底抛弃了那些反共说教，他或许有可能写出一部象样子的、具有某些学术价值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