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有幸埋铁骨 沉冤昭雪慰忠魂——中美合作所殉难人员复查纪实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红岩有幸埋铁骨 沉冤昭雪慰忠魂
——中美合作所殉难人员复查纪实
编者按：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在中美合作所遇难、埋名三十多年的六十位先烈，经过最近一年多的认真调查核实，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本报今年7月4日曾作报道。在调查核实过程中，中共四川省委组织调查组，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叶剑英同志为调查组提供了确凿、珍贵的材料。《文汇报》对六十位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作了连续报道，本报摘要选登其中几篇，标题是编者加的。
四十年后的回忆
1983年7月5日，叶剑英副主席家里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
当年中共南方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叶副主席报告了一件重要事情——1939年由南方局决定打入敌人军统电讯总台的张露萍、冯传庆等七名人员，经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正与有关部门联系，请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7月10日，这位工作人员又来到叶副主席家中。叶副主席听了汇报之后很激动地说：“我想得起，张露萍同志外号叫‘干一场’。”
复查小组在重点调查“军统电台人员”这桩疑案的过程中，行程二万五千里，往返12个省、市、自治区，走访了100多位有关人员，其中包括10位高级干部，查阅了大量敌伪档案，历时一年多，才基本查清了张露萍被我党从延安派回重庆和他们7人的被捕原因及狱中表现。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原南方局派他们打入敌人电台的直接领导人。这使调查组的同志深感遗憾。现在可找到了。
7月23日，复查小组的两位同志专程从成都赶到北京。7月26日，叶副主席证实：
四十年代初，我们有两名同志打入戴笠（国民党特务头子）那里，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个人（名）冯传庆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
在中央和省委的直接关怀下，这个存疑四十多年的“军统电台案”，终于真相大白。
寄自歌乐山的泪笺
如果你参观过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你一定曾经伫立在那一片片裸露的红褐色的岩石前，仰望苍天，盼望有朝一日有人能“上穷碧落下黄泉”，揭开历史的面纱，将桂冠重献于冤屈的鬼雄，将枷锁紧铐住卑鄙的鬼魂。
1981年，一封落款为“重庆美蒋罪行展览馆”的信函，随同成千上万封申诉信，飞到了中央组织部。
在堆积如山的信件中，这封信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成为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信息。
老地下党员肖泽宽、卢光特等同志，以他们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这封被自己的和被害者家属的热泪浸透了的信。在漫长的岁月中，展览馆的同志不知受到了多少死者家属的询问，不知看见多少人徘徊于展览室里寻找着自己亲人的名字。当寻觅者知道自己的亲人被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诬蔑为“叛徒”、“自首”、“军统”、“未定”的时候，他们忧郁的目光，使工作人员的心灵禁不住发出一阵阵震颤。
他们在思索，在苦闷。难道被害于闻名世界的魔窟中美合作所的人士，竟然有将近三分之一不是烈士吗？
1981年12月10日，春风吹渡歌乐山。在一片肃穆、庄严、沉思的气氛中，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老地下党员和烈士家属反映而发出的指示，在歌乐山的红岩上、峡谷中回荡：“……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一百多名死难者及其家属子女负责，也是对现代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负责。”红岩，热泪飘洒；歌乐山，春雷爆发。
这件大事，通过1982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全省组织工作会议，迅速传达到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沉重的历史大门正在慢慢开启。12位肩负重托的同志，从市、地、县选拔上来，在省委的关怀和领导下，复查小组成立了。
这12位同志将穿行于严峻的历史和复杂的现实之间，将在流逝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的波浪中，淘尽泥沙，拣出真金。
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复查小组的同志行程30万公里，这样的长度，就是环绕地球赤道七八圈啊！他们的历史性的远征，揭开了历史的面纱。“上穷碧落下黄泉”，终于成为现实。
“双枪老太婆”其人
“双枪老太婆”的事迹，早已通过《红岩》，传到了千百万人的心里。这位传奇般的人物的生活原型邓惠中，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难道她真是叛徒吗？
曾是华蓥山岳武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邓惠中，是在“一一·二七”大屠杀时母子同时遇难的。她儿子邓诚已于1950年被定为烈士。
《红岩》中描写的神奇英勇的双枪老太婆，获得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敬佩，人们多么希望确有其人啊。“双枪老太婆”是“叛徒”，这在人们心里是格格不入的。可是在复查之前，这却是事实。
邓惠中是位妇女知识分子。她曾经当过小学教员和校长。她丈夫1938年奔赴延安。邓惠中1939年在四川南充入党，担任过妇女特支书记，县委妇女委员。1948年7月，岳武起义失败后，全家四口被捕，1949年11月27日和儿子邓诚在渣滓洞殉难。
邓惠中虽然曾经缠过小脚，但她经常步行三四十里去农村发动群众。她培养了八名妇女入党，她对她们说：“干革命是有危险的，万一被敌人抓住了，要坚强，不出卖党，不出卖同志，不投降敌人。”
朱××同志是邓惠中的直接领导人。他在1981年5月证明：“邓惠中被捕后，我所知道的，凡是她熟悉的人，没有一个被牵连。邓惠中知道我是她的上级，而且到过我住的地方两次；做联络工作的邓×同志，是她接收入党的；还有与她同一支部的袁××同志。我们没有一个受到牵连或影响。”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证明。
渣滓洞的脱险难友傅××也回忆：“她在狱中表现是好的，春节联欢时，这个小脚老太婆还带头跳秧歌舞，狱中的同志称她为‘邓大妈’。”
原国民党岳池县县长肖××最近在材料中写道：
“当时伪军法室审问邓惠中时，曾问邓‘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邓说：‘你们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办了哪一件好事？男女平等喊了许多年，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哪一点说得上平等？我是妇女，我要带头反对你们，打倒你们。不打倒你们，我们永远得不到解放。’使敌人目瞪口呆。”
还有当时被关押在狱中的董××也说：“我不认识邓惠中同志。我在被捕后，听到伪军说：这个女‘匪首’嘴硬得很，不说一点情况。之后，又听到同室难友说，外面关的邓惠中，是岳池县江西馆小学的校长，人坚强，不乱说。她的两个孩子和我们关在一起，未婚媳妇关在女监牢。我内心对邓惠中非常敬佩。”
根据上面这些材料，我们眼前已经站立起一位栩栩如生的英勇的“双枪老太婆”了。那么，所谓出卖×××同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说，邓惠中在敌人刑讯时，曾提到过×××的名字，×××后来被敌人逮捕。
调查人员对这个当时认定为嫌疑的事实进行了反复查证，结果排除了这个嫌疑。他们在敌伪档案中查出了国民党岳池县军法室的审讯记录，其中记载有一个人在邓惠中被审讯前十天就向敌人提供了×××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并说×××在“南泉西南学院读书”，其后，×××就在重庆被捕。×××的被捕与邓惠中无直接关系。
邓惠中虽蒙受了三十四年的不白之冤，但经过实事求是的复查，终于排除了疑点，得到了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