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照同志二三事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朱辉照同志二三事
王尚荣　黄新廷　杨秀山
我们和朱辉照同志相识，远在1934年。那年10月，我们红三军在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下，冲破敌人重重阻拦，到达黔东，与任弼时、王震、肖克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团胜利会师。会师以后，红三军又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红三军在湘鄂西时，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破坏，红军中的党团组织都被解散了。连队没有支部，团以上部队没有党委和政治机关。许多共产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杀害了。 1934年6月，中央湘鄂西分局枫香溪会议之后，在红三军中开始重新登记党员，恢复党团组织。可是，由于左倾路线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有一些同志仍然心有余悸，不敢承认自己是党员，甚至有人证明，也拒不承认。因此，两军会师时，有的单位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而有的单位工作却比较缓慢，发展不平衡。
会师以后，根据贺龙、任弼时同志的指示，从六军团选派了许多优秀干部到二军团来帮助恢复党的组织和重建政治工作。朱辉照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巡视员的身份，被派到红二军团四师来帮助十二团恢复党的组织。
个把月以后，我们就听说十二团的党团组织恢复起来了。这时，师部通知负责恢复党团组织工作的同志去听十二团朱辉照同志的工作汇报。到了师部，我们看到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个子不高，瘦瘦的脸上常露微笑。他就是朱辉照，师长说是从六军团来的。
原来，他一到十二团，就以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责任心，认真地从事这一工作。他首先认真地研究了红三军前一阶段在恢复党团组织工作中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十二团当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然后一头扎到群众里面去，进行详细调查，从干部战士的思想状况到谁是党团员，都了如指掌。接着，他又旗帜鲜明地宣布，解散党团组织的做法是错误的，中国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党的组织，红军就不会有战斗力，从而使同志们从思想上分清了是非。他深入班排，利用行军和战斗的空隙，一个一个地找干部、战士谈心，耐心启发觉悟，不断打消顾虑。有一个党员思想通了，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他就立即用自制的表格登记起来，记录在案；一个连队恢复了三、五个党员，就马上帮助他们建立党支部，通过他们再进一步开展工作。这些，现在看来，似乎极为平淡，那时，对一些只有几年党龄的年轻党员来说，真是宝贵之极。
我们细一打听，才知道朱辉照同志在六军团是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我们心想，能和这样的同志在一起工作该有多好！事隔不久，由于他为四师十二团继续恢复党团组织进行了有成效的工作，师首长向军团请求，把他派到四师十二团来当政治委员。从此，我们就战斗在一起。
1936年4月，我们红二方面军在云南，从石鼓渡过了金沙江，准备通过玉龙大雪山北上，但受到了敌人的阻击。朱辉照同志和团长一起率领十二团英勇杀敌，不幸负伤。同志们找来一副担架，抬着他翻过了大雪山。在行军途中，正在行军的战士们看见了停在路旁休息的朱辉照，一拥而上，围着他问长问短。有一个战士刚从敌人那里弄来了10支香烟。在爬雪山过草地的年月，10支香烟是多么珍贵啊！战士们抽掉了两支，把剩下的8支象宝贝似地藏了起来。看见了躺在担架上的政委，望着那瘦削的脸庞，这个战士掏出那8支香烟，默默地塞在政委的手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啊！许多干部都为此而动容。后来，贺龙同志曾多次在干部会上讲起这件事。他说，如果朱辉照同志平时不关心战士，不体贴战士，怎么会和战士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呢？在艰难的征途上，我们需要这种同志式的信任和关心。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师。1939年，贺龙同志率领我们挺进冀中，朱辉照同志当了独立第一旅的政委。1942年整风开始，他奉命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那时，独一旅驻在绥德。不久，整个部队也开展了整风运动。独一旅是在冀中时和冀中独立四支队合编成的，成员较新，成份也复杂一些。在整风运动中，由于受到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的影响，在冀中来的同志中抓了不少所谓“假党员”，搞得部队思想十分混乱，影响了工作和战斗。朱辉照同志从延安回来，以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精神，经过深入调查，明确指出：把在冀中抗日烽火中吸收的党员，说成是“假党员”，那是错误的。这些同志从冀中到晋绥，对敌斗争坚决，作战勇敢，为党的事业不惜一切，怎么能说是“假党员”呢？这样的党员是假，什么才是真呢？在他主持下，独一旅党委统一思想，及时为被冤屈的同志平了反，使部队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1949年兰州解放以后，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奉命挺进河西走廊，连续解放了张掖、武威、酒泉等重镇。按照上级指示，一面追剿土匪，一面派出工作队协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这儿是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军队干部支援政权建设。派什么样的干部下去呢？派有能力的好干部还是派已经不能胜任军队工作的干部？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到了三军领导面前。朱辉照同志是三军的政治委员，他认为，建立人民政权是大局。军队同志一定要打破本位主义，从全局出发，派工作能力强、作风好的干部到地方去，决不可从三军的局部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这样做，对于三军的工作一时可能受到影响，但对于新区工作的开展却是有利的。新区工作做好了，反过来对解放军是个极大的支援，何况，调走了一批干部，又能逼着我们再培养锻炼一批干部，有什么不好？在这个问题上，军党委的同志意见完全一致，分工他去耐心地做好一些同志的思想工作，协助干部部门认真地选择干部，把一批工作能力强的同志输送给地方，协助地方建立了张掖、武威、酒泉三个地区的人民政权。这些同志，后来在河西走廊的建设中都发挥了作用。
1952年，朱辉照同志从西北来到北京，奉命担任了国家民航局的局长。从军队到地方，尤其到民航战线，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而且，民用航空事业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诸事繁杂。我们这些老战友都为他有些担心。但是，他却默默地挑起了这副重担。据民航局的老同志告诉我们，1953年，国务院拨给民航一笔款项，如何使用好这笔钱呢？一种意见主张首先盖一幢办公大楼，以应急需；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优先用于修建民用机场和购买民用客机，以迅速开展航空业务。朱辉照骑着自行车到各部门干部那里去听取意见。当他掌握情况心中有数后，果断地采纳了第二种意见。经过党委充分讨论通过，这笔款项全都用来修建首都机场和购买十几架伊尔十四式客机，为民航业务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可惜，正当朱辉照同志为民航事业竭力奋斗的时候，却积劳成疾，卧病不起。他刚刚进入中年，就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能力，直到1964年去世前，他一直为此难过。（附图片）
朱辉照同志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