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灯”下的罪恶——大贪污犯杨绍林“吃”掉一个供销社记实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绿灯”下的罪恶
——大贪污犯杨绍林“吃”掉一个供销社记实
本报记者　张书政
最近，在辽宁省兴城县大寨供销社查出一个大贪污犯——杨绍林。此人从1974年到1982年的8年间，共作案119次，贪污138，000多元。这个数目，比大寨供销社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的总额还多6，000元。人们说，“一个供销社”被吞噬了！
杨绍林是个会计，无权接触现金，他怎么贪污呢？其实，作案的手段并不诡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贪污都在帐面上，只要照像机一拍，我的罪证就有了！”他犯罪的蛛丝马迹，有人检举揭发过。那么，为什么他能在罪恶的漩涡中潜游8年之久？
供销社里的怪事
这个供销社有职工57人，其中党员13人，有党支部、社务会。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企业经营管理，象千千万万个基层社一样，有分管者，也有各种计划、制度。可是，这里却与社会主义企业的要求大相径庭：供销社办公室开设赌场，会计赌博不但可以继续任职，还能进社领导班子；出纳员不经训练就可以工作；看不懂会计帐的人可以担任财务的领导……
1974年初，杨犯赌博输掉了借来的500多元，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当他的眼睛看到社里的金库时，一个罪恶的念头萌动了：能不能从这里搞些钱堵堵窟窿？但有会计把关，钱是动不了的。他窥测着时机。三个月后社里的会计调走了，领导让他兼任会计。“绿灯”开放了——这是罪恶的“绿灯”！杨犯贪污得手后，贼胆越来越壮。大寨供销社与所辖的4个分销店相距二三十里，收、送销货款的人有时不愿跑腿，杨绍林巴不得代劳。他积极捎带，途中暗暗截留，回到社里在会计帐上制造假“平衡”，到1978年，他贪污已达9，000多元。后来，供销社调来一个不懂得现金管理制度的女青年担任出纳员，杨欺骗她说：“现在纳税办法改变了，要用现金缴税。”她没看到税款单据，只凭杨打的白条子就付款。杨谎说他亲戚卖成衣款汇到供销社帐户上来了，找她提取现金，她没见原始凭证，只凭这么一说，打个白条就付现金。杨犯从她手里前后骗去58，000多元。
大寨供销社党支部、社务会，是个烂了的班子，四名支委都有严重问题。职工向社领导反映：“杨是‘大耍’，又抽高级烟，下酒馆，钱哪来的？”领导把群众意见当成耳旁风，竟说：“人家副业搞得好，家里有钱，不要瞎怀疑！”1980年，大寨供销社组建社务会，党支部竟上报了包括杨绍林在内的7人名单。县社审批时把杨的名字划掉。可是，大寨供销社党支部竟然把县社批文压下、不传达，不久，仍按他们原报的7人名单公布。主持供销社全面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李文林，对杨“护着干”。1981年4月，杨赌博被抓，公社党委给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县社撤销他社务会委员职务，并降一级工资。李文林竟为杨鸣不平：“公社给处分，县社再给处分，不是一枪两眼么？”“我保留意见！”分管财务的供销社副主任张久儒，看不懂会计帐，他对杨“靠着干”；他还擅自批准“出租”供销社的银行帐户，使杨趁机贪污6，000多元。党支委、分管购销业务的供销社副主任于德生，对杨则是“捧着干”，杨白天赌博，晚上下帐，于德生竟在职工会上表扬杨“加班加点”。
在这些领导者的包庇怂恿下，杨绍林这个一贯搞坑蒙拐骗的罪犯，竟成了社里的“双委”（党支委、社务委），控制了社里的经济大权。他掌握着现金支票，携带着单位印鉴，随时随地可以开支票、做传票。
“三　不　管”
大寨供销社党的关系隶属大寨公社党委，供销社又在公社党委的眼皮底下。可是，供销社支部班子这样烂了，13名党员中7人有赌博、受贿、贪污等问题，公社党委却对他们放任不管，说什么“社办企业的贪污归我们管，供销社的贪污我们管不着，也管不过来！”
大寨供销社是东辛庄银行营业所的银行帐户，这个营业所基本上丧失了对大寨社的财务监督作用。在“大寨供销社财务指标表”上，从1974年到1982年，“收购额”、“销售额”几乎逐年增加；“利润总额”、“利润率”却逐年下降，还出现赤字。面对这种反常现象，营业所和县银行不但不过问，反而盲目地给大寨社逐年增加贷款，1974年“银行借款”是17．4万元，到1982年竟增加到60．4万元。
兴城县供销社在业务上、人事安排上领导大寨供销社，可是，县社对此似管非管。1981年，县社党委连续接到四封检举信，揭发杨绍林贪污、赌博问题。党委副书记杜英杰认为，会计一不管钱，二不管物，三不管票据，四不管公章，贪污的可能性不大。第一封信没查出啥来，第二封也没查出什么。四封群众来信都被打入冷宫。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县社每年组织的“财务大检查”，每次都委任杨绍林担任西片五个基层社的“片长”。
在“绿灯”的背后
杨绍林在罪恶的路上行进，为什么从大寨供销社到县社、公社、银行一路都给他开放“绿灯”呢？大量事实告诉人们，这些“绿灯”开放者，除了一些人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财务管理上的无知与无能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人本身就不干净，他们有的收受贿赂，有的则与杨犯同流合污。请看，大寨公社有9名干部参预赌博，他们怎么能去制止供销社的赌博呢？公社负责禁赌的公安助理王国华和公安员张文刚，都接受了杨的几十次吃请、几百元现金和一些物品，他俩在杨犯用公款赌博时，不但不闻不问，还在那里替杨站岗放哨。东辛庄银行营业所出纳员吴承彬收下了杨送的缝纫机、烟、酒，就允许杨打白条子从他手中支取3，000元现金。被杨称为“钱匣子”的大寨供销社营业员刘桂芬，被杨拉下水后，只要杨捎个口信或写个纸条，她的手就往“钱匣子”里伸。两年多，她为杨偷拿销货款28，000多元，她还从中分得赃款800元。县供销社财务科长田文彬，有严重贪污问题，是个经济犯罪分子。他与杨吃吃喝喝，也收过杨的礼物。他经常在县社吹捧杨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基层社会计”，是“信得过”的。
杨绍林的贪污犯罪活动是怵目惊心的。由于杨犯的贪心和有些单位、有些人为杨的罪恶活动开“绿灯”，竟把一个基层供销社搞到破产的境地了。
这件事启示人们，千万不应忽视有些基层商业部门的经济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在吸取杨绍林贪污案教训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对某些基层商业部门严重亏损的原因，多问几个“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