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 [复制链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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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
曾镇南
以当前城市经济改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载《十月》1983年4月号，作者李国文）发表以后，引起了文艺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注意。
《花园街五号》描写的是临江市的经济改革，处理的是具有现实的迫切性和尖锐性的题材。驾驭这样的题材，固然需要作家政治上的敏锐和对现实生活的强烈的热情，但更需要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和丰厚的生活知识。李国文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政治改革的观察，不是就事论事地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或拘泥于某一个局部，而是以对历史的全程和社会的全局的深长而广阔的把握，来透视临江市经济改革发生的远因、现状和后果，这样，作家就把他笔下的改革者刘钊的形象，置于广远而辽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
在刘钊这一形象的塑造上，我们不难看到，尽管作家为刘钊安排了一连串有声有色的经济改革活动：从改变亏损的拖拉机厂的面貌，到推进拖沓的沿江新村工程；从筹划吸引外资生产出口矿泉水，到主动要求抓临江大厦工程……但是，这些实际的经济改革活动，并不是作家着意描写的重点。作家侧重写的，是刘钊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改革者的形象产生的社会历史的根由，以及他的改革活动在临江市各种人物心理上引起的震动，是刘钊和临江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吕况，现任市委书记韩潮，副市长丁晓等人物之间渊源流长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作家这样安排他的情节，是意深而笔长的。他不仅要让当代读者一睹刘钊这位改革者的风采，更重要的是，他要让当代读者透过刘钊的历史命运和现实际遇，看到一部虽然充满曲折、失误但毕竟逐渐走上改革的坦途的社会主义建设史，看到一部共产党人在进城以后一直到今天的政治风浪中精神上的发展与变化、迷误与觉醒、锈蚀与更新的历史。
应该说，作家这一透过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概括社会历史和现实面貌的意图，是部分地实现了的。少年时代的刘钊，是在吕况、韩潮、吴纬等共产党员的影响下，背叛了自己剥削阶级的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从那以后，他一直保持着开拓这一事业的激情，一直在与人民的紧密联系中汲取着前进的力量。他坚持真理，关心人民疾苦，敢于仗义直言，但却因此陷入了长期的政治逆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解除了对他的禁锢，把他从历史的后院推到了社会经济改革的前台。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二十多年的磨难，玉成了刘钊这样头脑清晰、意志坚强、作风泼辣、正气凛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干才。我们从刘钊的改革活动和他的曲折的历程中可以感觉到：象刘钊这样带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许多新的时代特征的改革者，是深深地植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地层中的。他代表着一种被历史的失误禁锢在地层中的巨大的能量。透过刘钊的命运，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历史的运行和时代的前进。
刘钊这一改革者形象在艺术创造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作家没有让人物停留于具体、琐碎的经济改革的思路、方案之争中，而是根据他对生活的观察和发现，勇于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在惊心动魄的典型冲突中来展现人物的思想性格。
刘钊与吕况、韩潮的思想冲突，实质上是在用人路线上革新与守旧的矛盾的反映。吕况曾经是刘钊的革命引路人之一，他对自己的两位秘书刘钊与丁晓在品质上的优劣，也是有觉察的。但是，他终于还是屈服于当时愈演愈烈的“左”的压力，逐渐模糊了自己的理智与良知，亲自把刘钊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使刘钊伤心的，是吕况居然在心中改写了自己与刘钊共同战斗的革命历史，把自己曾经那样了解的刘钊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看来，对现实中敢于直言抗争的刘钊的恐惧和嫌恶，使吕况对历史上那个大义灭亲的革命少年的信赖也发生动摇了。历史就是这样在现实需要的挤压下变形的。与吕况相互映照的，是韩潮对刘钊看法的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当刘钊挺身而出直率地批评我们工作中“左”的失误时，韩潮虽然也劝告他要注意保护自己，然而他内心是欣赏这位鲠直的战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亲自为刘钊平反、让他出来工作。按理说，他应该是刘钊的改革活动最有力的支持者了。但恰恰是这位爽直仗义的韩潮，在刘钊显示出锐不可当的改革锋芒的时候，却陷入了深深的内心矛盾。一方面，他不能无视刘钊改革活动取得的成就，不能不为他承担某些来自反改革者们的压力；另一方面，他却又对刘钊那种绝不妥协、咄咄逼人的斗争锐气表示反感，对他的过人的智慧和旺盛的精力甚至产生妒意，因而处处对刘钊的改革活动起掣肘作用。在选择刘钊还是选择丁晓的问题上，他明知刘钊是干才而丁晓是庸才，明知刘钊一身正气而丁晓满心私念，但仍久久举棋不定，以至在市委常委会上的一次无记名投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这就说明，屈服于环境和旧习惯势力，满足于无所作为的看摊守成，会使一个理智清明的老共产党人的头脑发生怎样的瞀乱！
刘钊与丁晓的矛盾，是小说情节的另一条贯穿线。以丁晓为代表的经济改革的反对派，实际上并没有对于经济问题的任何有迹可寻的理论见解，也提不出任何可以与刘钊的改革活动抗衡的主张。他们反对改革，只是因为改革的犁铧翻动了他们私人既得利益的领地，改革的成就暴露了他们因循守旧的领导方法的平庸与无能。因此他们就悻悻然甚至狺狺然地来反对刘钊了。丁晓的灵魂是完全被剥削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锈蚀了的。正是极端个人主义，把这位温文尔雅、处世圆通的泥鳅式人物召唤到反改革的战场上，让他使出了最粗鄙最低劣的手段。透过丁晓的种种表演，你不能不痛心地感到，象丁晓这样的干部，虽无剧毒但却有隐患，人们切不可等闲视之！刘钊与丁晓的斗争，既是为了推进改革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风不正而进行的斗争。在这一严肃的经济斗争、思想斗争中，刘钊作为一位经济改革的干才与作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得到了较好的统一。
刘钊这一改革者形象塑造的再一个特点是，作家比较充分地写出了支持他进行改革的党的集体力量。当丁晓因为刘钊命令干部楼停工而质问他“谁给你的权力”时，刘钊威严地吐出了一个字：“党——”。这个字真是有千钧的重量！实际上，党心、民心，都是支持刘钊的改革活动的。市委常委举行的那一次推荐干部的无记名投票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次投票中，看似孤立的刘钊得到了十一票，比丁晓多了两票！甚至有一位和丁晓关系密切的常委也居然投票支持刘钊！这真是发人深思、激动人心的一笔。透过这十一票，我们看到了，在我们党内，尽管还有阴暗面，还有不正之风，还有丁晓们的能量很大的活动，但邪不压正，“在关键时刻，大节和全局，党性和党心，总还是第一位的。”一种从对党和群众的力量的确信中升起来的希望之光，照亮了小说的整个画面，使整个改革斗争带有一种雄伟的气势，一种绚烂的色彩，一种动人的诗情！
准确地反映党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准确地表现改革者个人与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是部分改革题材的作品未能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应该指出，在一些作品中，对党的形象的描写是存在着某种片面性的。由于党和群众的力量没有得到准确全面的表现，因而就使得某些改革者和他们进行的改革事业给人一种孤军作战的感觉，甚至流露出某种绝望的情绪。这样的描写是不符合我国现实生活的情况的。实际上，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没有党内外众多的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的集体奋斗，没有拥护改革的广大群众的支持，任何从事改革事业的英雄好汉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刘钊的命运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