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滑稽戏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文艺评论

谈谈滑稽戏
汪培
滑稽戏是流行于上海、江苏、浙江地区的剧种。前年，上海首届戏剧节期间，有五台滑稽戏——《路灯下的宝贝》、《甜酸苦辣》、《三万元》、《“出租”的新娘》和《阿Ｑ正传》作专场演出，获得了观众的好评。人们对于滑稽戏那种通俗易懂的内容和轻松活泼的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感到它达到了戏剧艺术应该“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要求。当然有些问题也值得我们研究。
滑稽戏这个年轻的剧种，是从独脚戏（也称滑稽）发展而成的。尽管在四十年代初，上海已经有部分独脚戏艺人以戏剧形式走上了舞台，但大多数独脚戏艺人却还是各自结成档子，以曲艺形式演唱为生。那个时期的滑稽戏，以舞台艺术来衡量，是显得十分原始、简陋的，大多是将一些独脚戏的段子串连、敷衍成篇，既没有完整的戏剧结构，又不讲究戏剧动作的统一，当然更谈不上人物形象的塑造了。从内容上看，它用以逗人发笑的那些“噱头”多半是低级庸俗，乃至是黄色下流的。当时，由于生活圈子的影响，艺人们熟悉小市民，也比较熟悉下层社会三教九流的形形色色。他们所扮演的也大多是这些方面的人物，致使舞台上充斥着粗俗的“切口”、丑恶的形象，这就更加深了人们对这个剧种的轻视。因此，解放前的滑稽戏，比之其他剧种，在社会上更没有地位。
滑稽戏这个剧种的真正形成和健康发展是在解放以后。社会变了，阶级关系变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服务对象。独脚戏艺人面对这一现实的巨大变革，在党的戏曲改革政策有力的教育、推动下，认识了自己今后的出路和方向。于是，由一些所谓“红档”自愿结合，组成剧团，纷纷走上了舞台，把原来以说唱为主的独脚戏改为以表演为主的滑稽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剧种。
广大观众欢迎滑稽戏这种形式，这是为什么？归纳起来，不外乎是它的现实性、娱乐性和群众性这三个原因。
首先是它的现实性。从滑稽戏三十多年来演出的剧目看，除了为数不多的整理、改编的传统戏外，绝大多数是反映现代题材的戏。
近几年来，滑稽戏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取得了好成绩。它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在题材领域上开拓得更为宽广，在思想内容上发掘得更为深刻。例如，《路灯下的宝贝》接触到了如何正确对待待业青年这一当前的重大社会问题；《甜酸苦辣》提出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该注意发挥人才作用的迫切性；《三万元》描绘了人们对待金钱所持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出租”的新娘》揭露了追求资产阶级享乐生活的丑恶灵魂，等等。通过这些剧目，剧作家们提出了人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评价。观众看戏，如身历其境，引起共鸣，获得启迪，因而感到格外亲切。
其次是它的娱乐性。滑稽戏即使表现严肃的主题思想，也总是和喜剧的手法融合在一起的，让你在欢乐的笑声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笑总是和滑稽戏联结在一起的。当然，笑也有个质量问题：有发自内心的开怀畅笑，也有用硬噱头造成的廉价的笑，不能单纯以笑的次数多少来评价一出滑稽戏艺术上的优劣成败。但是，如果滑稽戏离开了笑，也就是说，离开了它通过艺术夸张而引人发笑的特点，那就不成其为滑稽戏了。事实上，滑稽戏的编剧、导演、演员，甚至作曲、舞美人员，他们的艺术构思、创造和设计，无不随时随刻伴随着对笑的考虑。著名滑稽戏演员周柏春说：“上了台，三分钟台下没有笑声，我难过得要死！”这说明他在台上时刻想着观众。他认为观众不笑，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这是滑稽戏演员所共有的群众观点。作为一个滑稽戏演员，他所钻研的业务，就是如何以自己的表演（内心的和外形的动作）去博得观众的笑，让观众通过笑，或赞美生活中的先进事物，或批判落后现象，从正反两方面去评价生活，发扬真、善、美，唾弃假、恶、丑。这就是滑稽戏的娱乐性所要达到的目的。
第三是它的群众性。一般地说，娱乐性强的东西容易争取到更多的群众。但是，我这里所讲的群众性，是指滑稽戏的通俗易懂，便于为群众接受。人们看滑稽戏，没有人会说看不懂的。纵然是哲理性较强的思想内容，它也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达出来，使观众容易理解。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启示：戏剧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首先要考虑我们的演出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是否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滑稽戏是一种我国土生土长的、独特的戏剧体裁。只有确认滑稽戏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戏剧体裁，才能使这个年轻的剧种在自身发展的道路上进行新的探索，把路子开拓得更加宽广。
我们社会主义的戏剧创作，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要力求题材、样式、风格的多样化，才能保持生气勃勃的活力，呈现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局面；否则，就会形成单一化和模式化，走入死胡同。滑稽戏的创作也同样如此。我认为，今后滑稽戏发展的路子应该越宽广越好。
滑稽戏的职能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它的发展的根本问题。有的人认为，滑稽戏的职能在于揭露生活中的消极面。按照这种论点，滑稽戏就不可能担负起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歌颂社会主义新事物的光荣职责。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长期以来，许多滑稽戏的作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早就在作着这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因此，滑稽戏的职能问题，即揭露还是歌颂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毋宁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证明：滑稽戏能够歌颂光明，也能够塑造好正面人物。我们且不说六十年代出现的《满园春色》、《满意不满意》、《一千○一天》、《样样管》等在塑造正面人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仅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滑稽戏创作来说，《出色的答案》里不怕“四人帮”重重迫害而专心致志于祖国科研事业的曾晓云；《性命交关》里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作坚决斗争的医生常春来；《我肯嫁给他》里对失足青年进行热情帮助的青年女工张小玲；《三万元》里一心向着四化建设的退休工人陆益明；《路灯下的宝贝》里关怀青年一代成长的区长和老师；《甜酸苦辣》里重视人才并且锲而不舍地做好男青工思想工作的团支书劳玉兰，不都是很有光彩的社会主义新人吗？这些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人物出现在滑稽戏舞台上，对于今后开拓它的创作路子是十分有意义的。
当然，我们在开拓路子的时候，也只能把歌颂作为努力的一个方面，而不能作为唯一方面；否则，我们又会落入狭隘的见地。其实，歌颂与揭露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我们反映生活，既有对积极进步的赞美，也有对消极落后的批判。我认为，歌颂为主的，揭露为主的，歌颂与揭露并重的，都应该在滑稽戏的创作中占有各自的位置。但是有一条：不论是歌颂还是揭露，赞美还是批判，不论选取何种题材，我们都应该给观众以鼓舞、希望和力量。这里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创作和表演上要善于掌握讽刺的分寸，分清揭露和展览乃至宣扬的界限。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取决于剧作者、导演和演员的立场观点与思想感情。
滑稽戏是否容许有正剧性的乃至悲剧性的穿插，也是一个关系到它的发展的重要问题。有人认为，滑稽戏应是纯喜剧性的，凡是不能引人发笑的内容，就不该在戏里出现。这种主张对开拓滑稽戏的路子同样不利。我认为，纯喜剧性的，是滑稽戏的一种艺术方法；在保持滑稽戏总的风格的前提下，戏里有正剧性的乃至悲剧性的穿插，是滑稽戏的又一种艺术方法。各种艺术方法都应并存，而不应排斥，都应相互补充，不应彼此对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矛盾是错综复杂的，人的思想感情也是喜怒哀乐多方面的，这就要求有不同的艺术方法去表现它们，对滑稽戏提出纯而又纯的喜剧性要求，规定一个模子，强求艺术方法划一，是不利于它的发展的。只有让滑稽戏的艺术方法多种多样，才能增强它的表现能力。
最后是滑稽戏的剧本问题。如前所述，解放前，滑稽戏没有脚本，它只有一张简单的幕表，靠演员在台上自由发挥。解放后从事滑稽戏的新编剧，虽然具备写戏的条件，但对它的艺术规律还不熟悉。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滑稽戏剧本都要经过编剧、导演、演员的通力合作，加工丰富，才能达到适合演出的要求。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滑稽戏的创作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为了更好地驾驭它，还必须向传统学习，其中经常接触到的问题是“套子”的运用问题。
我们看到，今天滑稽戏的作者们从人物、生活出发，运用“套子”结构情节、酿成笑料，已作了许多探索，并且有所发展、创新，赋予了更强的表现力。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某些滑稽戏里，作者不从人物、生活出发，而是把人物、生活硬往“套子”里塞的创作方法，其结果，和表演上的硬噱头（不从人物和剧情出发，专为逗乐观众而设置的台词、动作）一样，只能给人以人为、造作和虚假之感。我们不反对运用“套子”，但反对滥用、乱用。我们看一出戏运用“套子”是否得当，要用是否符合人物性格、生活真实这个准则来检验。
广大的观众是欢迎滑稽戏的。但是，它不能自满于今天已经取得的成就，而应该看到自身尚存在的不足。在有些戏里，迎合某些观众的落后意识和低级趣味的现象，不是还时有所见吗？那种摆弄无聊的噱头、追求廉价的笑声的演出作风，仍是这个剧种向前发展所必须努力克服的弱点。同时，它也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思想、艺术水平上，而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提高自己，以适应青年观众日益提高的艺术鉴赏能力。特别是它要多方吸收养料，化为自身的血肉，使自己反映生活具有更强的表现能力，这样，也就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