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杂议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图书出版发行笔谈

出版杂议
萧乾
一、以书传书
十年浩劫，苦于没书看。如今，书又多得不知从何看起。打开电视、收音机，广告（或者叫“商品信息”）在我们生活中出现了。牙膏、药品、洗衣机……唯独书的信息，少得可怜。报端常见期刊目录，除了商务的“每日一书”，想靠广告跟踪新书，那是枉然。说也是，各行各业书出得这么多，倘若都登广告，势必造成报纸版面紧张，同时也会抬高书的成本。
每逢拿起一本新书，就常对后面的空白页感到惋惜。三十年代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库》，每译完一种，书后又介绍了文库中的其他名著。巴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共编了十集《文学丛刊》，每集内分长、短篇集、游记、书简、评论等十六种。打开每种，版权页上均印着本集的其他书目，后边还有其他各集的广告。既显示了主编人的布局设计，又自动地把读者引向其他姊妹篇。良友有时还在书前印上作者的其他著作。这样，读完了老舍的《赶集》，你会很自然地要找《离婚》。
打开英国的《万人丛书》，美国的《现代文库》，或日本的《岩波文库》，每本后边也都附上几页关于同一丛书其他著作的简介。至于书前开列作者的著译表，更是常见之事。
“五四”以来，以书传书是个好传统，既充分利用了空白页，又开扩了读者眼界，而同类书姊妹篇之间相互提携，要比五花八门的书籍广告更具吸引力。解放后，我们的出版物宁让后边衬页空白着，很少加以利用，甚至丛书也是这样。
近见新来的傅雷所译巴尔扎克小说，附了他的译作表，甚是赞赏。这样，既引导了读者，又展示了译者毕生的成就，比去查《文学家辞典》省事多了。
二、请附索引
工具书是一个国家文化事业的基本建设，也是衡量其文化水平的一种尺度。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出版事业方面大抓辞书，专设了出版社，又出了专谈辞书的刊物，实在英明！
其实，任何学术著作，一旦加上索引，都既可供阅读，又可当工具书使用。尤其史、地、传记著作，倘若备有索引，就可供随时查找。反之，没有索引，想查点什么（仿佛记得这本书提过），就得抓耳挠腮。花去半天时间，找到还好；要是查来查去不见踪影，最是令人恼火！
三、预约：一举两得
三十年代，常见书籍预约广告。有些大部头著作，还真是靠预约者的支持才印成的。当然，那时社会混乱，政局不定，也曾为奸商及文化骗子钻过空子。《高尔基全集》预约广告在报上登了半版，事后一本没出，就不了了之啦！但总的说来，预约是一举两得，读者早些掏腰包支撑了书业，自己对于需要的书买到手也有了保证。
今天，社会和币制都空前稳定，书业国营，奸商和文化骗子绝迹。同时各种大型丛书不断涌现。读者最希望的，是确保自己需要或心爱之书，准能买到手。从国家来说，预约既可吸收游资，又可通过预约，更确切地估计书籍的需求量；既可避免仓库积压，又可为读者（尤其是专业读者）提供保证。三十年代书商用折扣优待来招徕，今天，只消免收邮资，就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同时，对于大型丛书的过期出版，预约还无形中会起制约、监督作用。因为一旦向预约者宣告了出版日期，就不便一拖再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