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中有大学问——再访琉璃厂中国书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服务中有大学问
——再访琉璃厂中国书店
本报记者　余章瑞
人们常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这样的成语来形容书籍之多。看一眼中国书店的书库，就会感到“汗牛”算得了什么，“充栋”也过于写实，唯有带点浪漫主义的后一句才更切合实际。
其实中国书店的这点“店底子”，比起我们民族数千年留下的古籍，不过九牛之一毛。它镇库之宝只有若干种，而我国存世古籍之多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至于究竟有多少，则说法不一。有说七八万种的，有说十万种的，也有说十万至二十万种的，还有说五万种的。不论是国内的学者专家，还是日本的名誉教授，在他们作这种估算的时候，无一例外地要依据一部著作——《贩书偶记》及其《续编》。有如《汉书·艺文志》相当于汉代的一部图书总目，《贩书偶记》基本上是一部清代的图书总目。它收录了清代著作单刻本，以及宋、元、明著作的罕传本一万七千种，起到了四库全书总目所起不到的作用。编著者孙殿起，字耀卿，解放前在北京琉璃厂宏京堂、鸿宝阁和会文斋当学徒、司账，后经营通学斋书铺。在贩书当中，他把目睹手经的古籍，逐一详细纪录，积久成帙，先后于1936年、1959年出版。此书编成后又积得资料六千余条，1958年他逝世后，由他的外甥、当年通学斋的学徒、现在中国书店的店员雷梦水同志整理，于1980年出版。雷梦水整理出版的孙殿起著述还有《琉璃厂小志》、《北京风俗杂咏》、《清代禁书知见录》等书，及《庚午南游记》、《记藏书家伦哲如先生》等文章。
一个古旧书店的从业人员，为什么能够成长为目录学家，并对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卓越贡献？从现在还在中国书店书库和门市部默默工作的一批老店员，如张宗序、马键斋、王中和、郭纪森、雷梦水、张金阜等同志的身上可以看出一些路子。他们的经历、学识和成就，同孙殿起有些类似。
首先是严酷的学徒生活的锻炼，古旧书店环境的熏陶，使他们从小就勤奋好学。原文奎堂学徒张宗序、原来薰阁学徒马键斋、原松筠阁学徒王中和和原通学斋学徒雷梦水等，都是十几岁就从河北乡下来到琉璃厂，一踏进书店就一头栽进书堆里，开始了“背书架”的生涯。那时书店总以“五音”“六艺”作为书的帙号或册号，以“宫、商、角、徵、羽”代一至五，或以“礼、乐、射、御、书、数”代一至六，什么天干地支、元亨利贞，阴阳五行，“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在这里都是书卷、书柜或排门的次第名号。九通、十三经、二十四史的书名顺序，当学徒的要会背诵。经史子集的分类插架，经部又分易、诗、书、礼、春秋等，集部又分文集，诗集、词曲若干卷，什么书放在什么位置，读者找书，同行配书，做伙计的要能手到书来。张金阜回忆说，那时书店掌柜没有几个肯真心教学徒的，学徒要学点手艺得偷学偷听偷记。特别是在顾客同业主和师兄谈生意时，要留心听，仔细记，什么是原本、翻本、足本，什么是单刻本、丛书本。待顾客走后，就找出书来对照比较，借以熟悉版本。如此耳目所接，日积月累，逐渐能根据书的纸张、墨色、字体、版式区分时代，弄清地域，确定是原刻还是翻刻，久而久之，对官私刻本的不同，成书年代的远近，纸质墨迹的优劣等等，就烂熟于心了。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对书的作者及其思想道德学问，对书的内容、意义和影响所及等等，逐步有所了解，学问也就更进一层了。
在卖书和送书中广结书友，向专家学者请教，是他们成才的共同途径。当年孙殿起所以完成那部巨作，就是由于“获交当代名流，裨益非浅”。在动笔之初，缪荃孙、陈田、叶德辉告诉他：“遇丛书全集之书，其朱记荣《汇刻书目》所不载者，尽可写之，补其不备。”在著录过程中，伦哲如、徐森玉、张鸿来、陈垣、孙人和又告诉他：“辑书须有原委，使览者若饮河流而知昆仑星宿所出，殊无汉漫穷搜之苦，为可尚也。”（见雷梦水著《孙耀卿先生传略》）就在这些老先生们启发诱导下，孙殿起编成《丛书目录拾遗》十二卷，《贩书偶记》二十卷，先后行世。伦哲如称赞他说：“今之言目录者，未有如君者也。”日本帝国大学教授吉川幸次郎一见《贩书偶记》，立即书赠“备见苦心，琳琅满目”八字。
雷梦水和他的伙伴们在成才的道路上也得到学者的帮助。三年学徒期满，可以外出工作了，便用一块六尺见方的格子包皮，背起一摞线装书，给学者送书上门，走累了就在人家窗台上歇一歇。1946年，24岁的雷梦水到清华大学去送书，结识了朱自清先生。朱先生喜欢收藏一些珂罗版画册、戏曲、唐诗，雷梦水就想方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有几本书是朱先生满意地买下的，如明洪武刊本、明单浚著《读杜愚得》，清道光五年刊本、清史炳著《杜诗琐证》，以及明末清初刊本、明遗民余光的《昌谷诗注》等。朱先生还同雷梦水探讨一些古籍的版本，问《读韩记疑》、《韩文故》等书的版本源流。在朱先生的考核性的询问下，使青年雷梦水更加刻苦钻研版本学。看看有一些进步了，朱先生便要雷梦水练习写作。雷梦水说：“我是个卖书的，文化程度又低，哪能写东西？”朱先生正言厉色地说：“你看宋代的陈起，你的舅父孙耀卿，不都是卖书的吗？只要立志，肯刻苦学习，就能写出作品来。”雷梦水按朱先生的教导，积累资料，练习写作。积数十年之功，现在他编的《古书经眼录》即将出版，他在《人民日报》、《文物》和《文史资料选编》等报刊上先后发表的一些文章，读过的人无不惊叹其版本知识的丰富和对古书行业掌故的稔习。
1948年8月2日，雷梦水收到朱自清先生的信，信上说：“请代找《古文关键》，谢枋得著，费神，为感！”这时朱先生已经拒绝领取美国面粉，贫病交加，仍不忘买书。朱先生于8月7日住院，12日逝世，这封信是他最后遗墨。正如鲁迅先生最后一封信是写给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那样，朱自清先生最后一封信是写给通学斋书坊伙计雷梦水的。书店从业人员同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之间的这种情谊，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佳话。
中国书店的店员们继承旧琉璃厂书肆讲究服务态度的好传统，积极为读者找书、配书、选书，尽量满足一些读者的特殊要求。前不久，暨南大学教授陈乐素到中国书店，要买一些广东人的著作。以前给他父亲陈垣老教授找过书的雷梦水，又带领年轻的店员，给他找到了《不匮室诗钞》、《微尚斋诗续稿》、《秋梦盦词钞》、《五山草堂遗编》和《岭表录异》等书。年近古稀的老店员郭纪森为不少学者提供善本图书和参考资料：考古所研究员胡厚宣编《甲骨文合集》，需要古文字资料，他给找到一部《古钱大辞典》；民族研究所翁独健教授标点《元史》，需要一部较好的底本，他给找到一部百纳本《元史》；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顾学颉编注《白香山诗集注》，他给找到了一部影印本《白氏长庆集》。
山东淄博市蒲松龄纪念馆派人到全国各地搜集蒲松龄的生平、著作、评介资料，但收效甚微，最后来到中国书店。由雷梦水、马春怀先后三次提供了不少重要资料，如《淄川县志》、《宝应县志》、《国朝山左诗钞》、《随园全集》、《渔洋山人精华录》，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以及蒲松龄的未刊稿影印本《东郭箫鼓儿词》等，丰富了这个纪念馆的收藏。
颐和园油漆彩画组要重新描绘长廊，要找古代人物图画资料，中国书店的店员们研究后，为他们提供了《红楼梦图咏》、《绘图聊斋》、《艺苑集锦》以及一些古代服饰资料。
就在这种不懈的服务中，老店员的学识丰富了，成为博览“横通”的专门家。中青年店员也逐渐成长起来。
现在张宗序等经常被请到大学讲坛去讲课，被请到外省古籍整理会议上做报告。他和马键斋、雷梦水合编的《我国古籍简介》，近百万字，已经完稿，其中史学、文学部分已刻印出来。其他一些老职工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很好的成绩，9位学识丰富的老店员被书店尊为顾问，他们很乐于指导中青年店员。书店也采取一些措施培养年轻店员，如举办报告会，开善本图书展览，举行新收珍善本书价格复议会，等等。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约十万种之多的古籍，就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珍贵品之一，我们对它还知之甚少，到现在经过整理出版的不过二千种。要总结、继承这份宝贵遗产，就需要更多熟悉和研究古籍的人才。中国书店这些老店员在为顾客服务中自学成才的事迹，对一些有志于学的年轻人该是一种鼓舞吧。（附图片）
中国书店的老店员、顾问（从左至右）雷梦水、赵树枫、王志鹏、张宗序、马键斋、赵长瑞、郭纪森在研究、整理古籍。　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