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泰山而小天下”——我学哲学的一点体会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登泰山而小天下”
——我学哲学的一点体会
周民震
文学艺术虽然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但是，从事文艺创作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哲学虽不能代替创作方法，但由于它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就必然要把文艺创作包括在它的指导范围之内。这本来是一个明晰易懂的道理。
但是，在文艺创作队伍里，在实际创作活动中，这个道理并非为所有的人都承认。特别是有些青年作者，认为学习理论会干扰形象思维，总是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对立起来。还有的作者认为，只要忠实地反映生活就行，提什么“指导思想”，那都是框框条条，会妨碍解放思想。当然有的连哲学是什么也不甚了了，以为那是与文艺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有位勤奋的青年作者，给我寄来了许多习作，尽管作品写得流畅练达，生活气息较浓，有时也不乏一点闪光之处，但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直到我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哲学之后，才悟出他缺少一个总管一切的指导思想。他的作品没有对生活的真知灼见，缺乏对事物的辩证认识，透过作品可以看出，他的世界观还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如果这确是我替他找到的症结所在的话，结合我自己的创作实践，也可以作出一些印证来。我写的作品平庸的不少，稍好的不多。平庸的多半也是由于上述原因所致。有幸的是，比起这位青年作者，我参加革命的经历要长一些，多少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耳濡目染也起些作用。我想，如果我能早一些自觉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能动地指导自己的创作，也许会少走一点弯路，作品的水平会提高一些。
哲学与文艺创作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可以说，它贯串在整个文艺创作之中，或者说，它自始至终都在影响和制约着创作，包括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等等。一部作品的诞生，本来就是客观事物通过作家头脑加工的产物，这个头脑的世界观如何，直接决定了这个产物的“加工”。鲁迅一语破的地说透了：“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也可以说明哲学与文艺创作的紧密关系。清代诗人袁枚在论诗时说：“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这一巧一朴，一浓一淡的关系，生动地体现了辩证的思想。巧朴和浓淡，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使作品达到更高的境界。这里，我想通过学习和创作中的一些体会来谈谈哲学与文艺创作的关系。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说过：“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任何一个严肃作家的作品都是由情而生，有感而发的。对于当前青少年的一些问题，我早有所感触，而生活比我感触到的更为严峻。由于高考竞争的白热化，片面追求升学率，出现了重智轻德的现象，不少学生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利己主义大大抬头。有的学生思想平庸，情操低下，甚至还有不愿入团的青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反映社会风气的寒暑表。当然，生活并不是单一的色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各方面逐渐发生了变化，风气也有了好转的趋势，一度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的光彩，渐渐地又显露了出来，我在生活中也接触到许多令人感动的人和事。这就提出了一个怎样反映社会生活才更真实的问题。因为近两年来，我接连写了三个反映青少年的电影剧本，对这个摆在眼前不容回避的问题作了一些思索。我也曾借助于哲学思想的指导，试图解决好这个问题。现在较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进一步总结创作思想，是大有裨益的。
美与丑，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光明与黑暗，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的，矛盾着的双方在斗争中又不断发展和转化。如果舍弃任何一方，比如把歌颂光明和暴露阴暗面对立起来，要么纯粹的歌颂，要么一味地暴露，那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然而，矛盾着的双方又并非天平上等量的砝码，它有主导方面和从属方面，亦即主流和支流两个方面。主流是事物发展趋势的反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主流并不等于多数。蒋筑英、罗健夫、张海迪这样的先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多数，但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先驱者。同样，我在《春晖》里展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崭新关系——一环扣一环的克己助人的链条，也许现在还较少见，但它是我国已经破土萌芽的共产主义因素，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新生事物，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必然会从幼小到壮大，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滔滔洪流。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生活中发掘尚处于萌芽中的共产主义因素，起催生助长的作用，推动历史前进。具体地说，就是以满腔热情去讴歌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拂去掩盖在人们心灵中的世俗尘埃，加以净化，以美的心灵来呼唤心灵的美，作为一种仿效对象和道德力量引导人民激发崇高的信念和强烈的事业心。列宁曾说过：应该把美作为根据，把美作为构成社会主义社会中艺术的标准。这应成为我们进行文艺创作的座右铭。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主流方面。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支流方面不仅不能忽视，而且是构成对立统一体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没有支流，也无所谓主流，所以，必须把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勇于揭露社会矛盾二者结合起来，它们相互依存而又相反相成。任何粉饰现实、拔高人物和堆砌英雄行为的做法，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因为它失真了，背离了唯物主义的观点。所以，我在《春晖》中，在着力歌颂利他主义的同时，也写了陈淑珍的利己主义，钟晓星的嫉妒心，陆霞走入生活歧途，以及凌燕一度产生的“信仰危机”等等。这与辩证法的理论指导是分不开的。
文学即人学。作品成败的主要标准，就是能否塑造出各式各样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给艺术的画廊里增添几个典型，从而表达出深刻的主题思想。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是难解难分的。下面，我试举几个方面的关系加以简述。
第一，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母亲，要塑造好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当然必须具有客观实际生活的深厚基础。然而，处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并非是可以一眼看穿的“玻璃人”。这就要求作家独具慧眼去分辨假象和真象、外部表现和内部本质的关系。《人到中年》的作者塑造了一个十分成功的典型——“马列主义老太太”。那是从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那些言行举止无不“正确合理”，而本质上却十分自私伪善的人当中概括出来的。这种现象和本质的对立和差异，就需要作家具有一定的洞察力，而哲学就能帮助我们提高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第二，真实的人物形象就是个性，也可以说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体，但归根到底还是个性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共性、普遍性是寓于个性、特殊性之中的。个性在艺术上就是通常说的典型，即“这一个”。而“这一个”，就是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个性反映共性，通过特殊性反映普遍性，也就是通过社会典型反映社会本质的。我们知道，文艺作品有一个特殊的功能——以小见大，以一当十，它靠的就是典型的力量。那些只有共性而无个性的“千人一面”的作品，恰恰是不懂得辩证法的精髓——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所致。为什么看过电影《骆驼祥子》的人，都深深地记住了虎妞的形象，而主人公的祥子给人的印象却不太深呢？我想这是因为虎妞的个性更为鲜明的缘故。
第三，真实的人物形象不是静止的、绝对的，而是发展的、相对的。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而生活中的人物，即使是英雄人物，怎么能没有两重属性呢？这是唯物辩证法对待一切事物的两分法和两点论的观点。而在创作中，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一点。好人绝对地好，恨不得把所有的桂冠都往他头上戴；而坏人则绝对的坏，把一切罪恶行径都加在他身上。好坏、美丑、对错，自始至终毫无发展，更无转化。这就是造成人物概念化和简单化的通病。影片《董存瑞》为什么如此真实感人呢？就是因为作家把董存瑞这个英雄人物塑造得亲切可信，能够为人们所理解。他首先是一个“凡人”，而不是一个“完人”。在他的身上，人们既看到了先进的一面，也有不很成熟的一面。在《春晖》中的中学生覃健，我也没有把他作为一个“高大全”的人物来写。他对同学轻蔑地叫他“乡巴佬”不能容忍，竟慨然接受了一场格斗的挑战。当陆霞向他搬弄是非时，他立刻勃然作色，不能自持，跑去狠狠地呵责了钟晓星一顿，把一个暗中帮助他提高英语成绩的同学委屈得心酸落泪。试想，如果覃健听了挑拨之后，象一般所谓“先进人物”那样，冷静地分析思考，再去作缜密的调查研究，然后去正确处理好这件事，那就不是倔强憨直的“这一个”覃健了。
第四，真实的人物形象必须受生活逻辑的指导。任何事物的运动和变化都是它自身内部矛盾对立统一的结果，而不是受外力随意推动的。列夫·托尔斯泰说：我的男女主人公有时做了我所不愿有的事情：他们做的是现实生活中必须做的事，而不是我希望有的事。艺术大师们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从来是受人物性格内部矛盾发展的逻辑指导的。所谓符合生活逻辑，实际上就是辩证法中因与果的关系。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原因的、不可思议的孤立现象，一切事物都要受因果规律的支配。我在《春晖》中一个失败的教训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陆霞就是一个有果无因的人物形象，我让她最后以满身珠光宝气的打扮走上生活的歧途时，并没有从因与果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反映她堕落的必然性，这就明显地表露出这不过是一个意念的图解，一个贴在人物身上的标签。另外，作为热爱学生超过自己女儿的凌老师，没有表现出他对陆霞的关注、帮助和挽救，也是不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个浩瀚的知识大海，更是人类先进思想的发展的结晶。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我认为，只有登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峰，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才能高瞻远瞩，目穷千里，才能驾驭波澜壮阔的生活现象，抒写我们灿烂的时代丰采和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