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等报刊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文艺评论

《文艺报》等报刊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
近两三年来，我国一些报刊上陆续开展了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文艺报》于去年第11期转载了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原载《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一文，并发表了理迪的对该文的质疑。近一年来，又就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问题陆续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其他报刊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研究、介绍文章。在讨论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分歧意见。
许多同志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借鉴和吸取外国文学中一切优秀的成果，这是正常的和必要的。近几年来，随着文学创作反映生活的日益广阔和深入，一些作家在创作中尝试着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吸取一些艺术手法，用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段。这种艺术形式与技法上的探索，只要是扎根于本民族的生活土壤，着眼于发展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是应当受到鼓励的。但是，在探讨这种创作现象、评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时，也出现了一种值得人们注意的现象：一、在大量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和专著中（四百多篇文章，十余种专著），有些文章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介绍和评价是较为恰当的，但有不少文章和专著却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作了无原则的推崇；二、在创作上，也有某些作品是用西方现代派作家的社会观、哲学观来观察、反映和评价我们的生活。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涉及我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如何看待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有待商榷的主张。有些同志要求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成我国文学发展的方向。他们把革命的社会主义文学，说成是“蒸汽机时代的产物”，是陈旧落后的东西，而西方现代派文学则是“电子和原子时代”的先进的产物，“标志了人的思维形式的某种进步”，甚至疾呼“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
《文艺报》等报刊，大体是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来展开讨论的。现综述如下：
一、是有鉴别、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还是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成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
推崇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些同志认为，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变革，几亿人走向现代化的脚步，决定了中国必然产生与之适应的现代主义文学。现代派艺术的兴起，“有它的必然性，它既是现代派作家对现实主义的否定，也是现实主义艺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戴厚英：《人啊，人！》后记）。有的同志在文章中说：“这一改革实际是文学上的一场革命”，“是一次‘历史的必然’”，“社会要现代化，文学何妨出现‘现代派’？”徐迟在《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中说：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到时候将出现“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就“将给我们带来……现代派文艺”，就“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有的同志则说：“中国现代诗歌的出现，使人们对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原则产生了动摇”，“归根结底，现代倾向要发展成为我国诗歌的主流”。
针对这些意见，一些同志认为，现代派文艺的产生，并非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西方社会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垄断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不具备我国文艺必须走西方现代派文艺道路的历史条件。近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确实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这只表明了我们社会主义文学有发展、丰富自己表现手段的需要，它必须充分地批判借鉴、吸收一切（包括西方现代派文学）有利于反映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化、满足群众的要求的东西，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李准在《现代化与现代派有着必然联系吗？》一文中说：“每一种文艺流派、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特定的社会根源（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及其沿革，人们的社会实践状况）和思想根源作为直接原因，而物质生产力的作用和影响则是间接的。比如，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作为一个遍及全欧洲的文艺思潮的出现，是法国大革命、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直接产物；十九世纪中、后期，批判现实主义文艺在欧洲的辉煌发展，是封建社会加速瓦解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进一步暴露所直接决定的，……而要从物质生产力发展上去找它们的直接原因，则很困难。”袁可嘉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三题》中说：现代派文学的起因是复杂的，它可以说是西方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面对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巨大变化和强大压力时所作出的反应。对现代派起决定性影响的是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上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具体的历史社会变化，包括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物质生活、科学文化等等方面的变革；主观上则是现代派作家的阶级地位、世界观和艺术观。这两种主客观力量撞击的结果才迸发出现代派文学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火花。而这些条件显然不是“现代化”一词所能概括的。理迪说：现代派文艺或现代主义文艺是一个有着特定历史内涵的具体概念，是专指本世纪以来在西方文艺中出现的被称作各种“主义”的资产阶级艺术思潮和流派，它的内容和性质是十分确定的，它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思想体系和世界观。正象不可以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达达主义”一样，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也是说不通的，这实际上不过是提倡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罢了。
二、是继承、发扬我国五四以来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的优秀传统，还是否定、抛弃这个传统？
主张否定、抛弃我国革命文学传统的一些同志认为，权威和传统已经成了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障碍。它是过去历史条件造成的，当这些条件为新条件代替的时候，它的保守性狭隘性就显示出来了。孙绍振说：“一切传统，包括艺术传统都有它的保守性，艺术创新要进行到底，便不能不以异端的姿态向传统发出挑战”（《给艺术的革新者更自由的空气》）。谢冕说：“中国由于民族之古老与传统之丰富，较之世界其它民族，我们有无可比拟的因袭的重负”（《失去了平静以后》）。徐敬亚在《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一文中说：“伴着社会否定而出现的文学上的必然否定”的对象之一，就是“三十年来的诗歌艺术基本上重复地走在西方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和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老路上，从五十年代的牧歌式欢唱到六十年代与理性宣言相似的狂热抒情，以至于到文革十年中宗教式的祷词——诗歌货真价实地走了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几乎使所有诗人都沉溺在‘古典＋民歌’的小生产歌吟者的汪洋大海之中。”而诗歌的现代倾向，则“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原则，表现了反现实、反理性的倾向”，“有一种彻底抛弃几千年的因袭，全面走向现代社会的现代感。”
反对这些意见的一些同志认为，传统是文化的历史积淀。因此，对变革时期文化发展与传统的关系，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一切传统。王先霈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读后》一文中说：中国小说有自己深厚的传统，有过多样的体式，远不止章回体、笔记体两种；产生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也形成了特有的民族形式和有特色的艺术技巧。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遗产中关于艺术技巧的论述也是很丰富的，这些都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学趣味，蕴含着古代艺术家的可贵经验。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不注意下苦功学习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忽视对小说民族风格的追求，已经妨碍了一部分作者才能的发挥和艺术上的成长。缪俊杰在《关于文学创新问题的思考》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重视文艺的民族化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要不要‘民族化’，要不要发展自己的民族风格，这不单纯是形式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的文艺能否真正地开创新局面，能否真正适应新时代的群众需要，能否真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把继承民族传统，搞民族化摆到艺术创新问题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艺都要有自己民族的特色。”杨匡汉在《评一种现代诗论》中说：艺术传统充满活力，它有如一条长河，新泉不断涌入，不应也不会割断。列宁说，我们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和斗争条件的观点，去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但《崛起的诗群》一文却对我国诗歌传统采取了几近打倒一切的态度。作者将古典诗歌不加区分地一律视为“以封建政治、道德和小生产经济为基础”的怪胎进行嘲笑，把民歌不分青红皂白地当成“封建田园牧歌”予以训斥；把本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开创的一代诗风，也不加分析地统统看作“小生产歌吟者的汪洋大海”，进而又把源远流长的我国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称作“变色龙一样的创作标签”，并要求“给以合理的排斥”。因此，如果说它关于“社会否定”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人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精神支柱上的动摇，将导致创作思想上背离社会主义文学特征的危险；那么，这文学上三个“否定”的论调，势必造成切断艺术之水的渊源，放弃现实主义的精神，脱离时代与人民的危害。
三、是遵循和不断探求艺术规律，还是否定艺术规律？
有些同志认为，任何艺术创新都不能不和现成的传统的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发生矛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它的破坏，传统的、流行的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正是改造的对象。高行健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中认为，巴尔扎克式的小说已经成为了古典，现代作家不着重刻画个性，也不会象雨果描绘巴黎圣母院那样去细致描绘环境；在现代小说中，情节不得不让位于种种新的结构方式。该书列举小说创作的传统手法是情节提炼、环境描写、性格塑造、典型……等等，列举现代小说技巧则是意识流、怪诞与非逻辑、艺术的抽象……等等。徐敬亚认为，“人类的艺术，要不要千秋万代地囿限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中？要不要，或者可不可能，逐步地脱离‘具象艺术’走向‘抽象艺术’？……这不仅是对世界艺术的估价问题，也关系到我国文艺发展道路，关系到如何认识当前作品中已经出现的现象。”孙绍振则说：“与艺术传统发生矛盾，实际上就是与艺术的习惯发生矛盾。”“艺术革新，首先就是同传统的艺术习惯作斗争。”
反对这些观点的一些同志则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追求“意象主义的、诗歌式”的表现方法，缺少生活的具体性，因此它的一些作品中人物性格是苍白的，即使有某种性格出现，也往往被抽象化为一种普遍的性格类型。缺少性格，尤其是缺少个性鲜明、个性与共性高度统一的典型性格，已经成为现代派文学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缺陷。不把这个缺陷当作失败的教训来吸取，却反而当作成功的经验来提倡，应当说是很不妥当的。艺术的典型化规律是艺术的普遍规律，而性格的典型化则是艺术典型化规律的核心内容。这是由艺术反映生活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提倡小说仅仅表现感觉、情绪、心理、意念、思想、场景，而不提对这种表现的典型化要求，将表现感觉、情绪、心理、幻想与表现性格，与艺术的典型化要求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否定艺术典型化要求，否定艺术的根本规律，这自然只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关林在《文学的提高和现代主义的呼声》一文中说：现代派作家所宣称的反传统，不仅否定传统的文学观念，也否定传统的哲学观念。在思想上，现代派文艺和现代派哲学是分不开的，否定从启蒙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反理性，强调直觉、潜意识。在艺术上，它首先是否定现实主义，反对面向客观生活，主张面向自我，面向个人的内心世界。现代派文艺创造了一些独特的表现手法，这是不能一笔抹杀的。但它们的反传统，也包括相当程度的对艺术规律的否定。譬如摒弃叙事艺术的情节、人物、环境描写，摒弃塑造典型形象，以至走向“反文学”、“反小说”。很明显，现代派文艺的世界观、艺术观，同马克思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吴元迈在《生活之路和现实主义之路》一文中说：随着现实的变化和发展，人的个性在不断丰富，现实主义文艺对人物的性格描绘也应不断变化和发展，它的某些形式、体裁、风格、手法会老化，会被某些新的形式、新的体裁、新的风格和新的手法所补充或代替；现实主义的这种新陈代谢、除旧布新的辩证发展过程，会象生活本身一样永远继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主义永远是年青的，是不会变老的。问题是，应该循着生活的方向，不断地探索，不断地革新，而不能墨守成规。它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决不拒绝过去和现在一切进步艺术中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也决不拒绝现代主义中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但现代主义中那些破坏和违背艺术规律的东西，却是不能吸取的。王先霈说：小说要繁荣、要发展，就一定要保持和发展它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特殊性，就一定要继承和发展它在久远的历史中形成的艺术传统，抛掉了这特殊性和传统，那就会引来小说的厄运。离开艺术规律，离开某一艺术种类、文学体裁构成形象的特殊手段，仰仗所谓“现代技巧”，不但不能“拯救”小说，反而会使小说失去大批忠实的读者。
当前《文艺报》等报刊正在继续进行讨论。坚持“双百”方针，把这场讨论积极地、深入地、正常地进行下去，将会有助于我国文学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前进。
（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