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上）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民国史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介石集团在南京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其当权人物凭借政治权力和强制掠夺的方法积累起巨量的财富，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垄断资本集团。这个集团包括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政学系官僚资本和各地方官僚资本。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则是它们的核心。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及他们的亲属所经营、控制的资本。蒋、宋、孔、陈等人早年都有着强烈的敛财欲望，蒋与二陈曾合伙在上海当过交易所经纪人，宋子文在上海作过股票生意，孔祥熙在山西老家开设裕华银号和祥记公司。除孔家多少有点资财外，都没有聚积起象样的财富。他们成为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集团是在蒋介石政权建立之后，他们分别掌管军政、财经及党务大权才开始出现和形成的。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首先是从建立独占的金融体系开始的。蒋政权成立之初，财政部长宋子文就企图用权势将主要是商股的中国银行改组为官办的中央银行，因遭到该行股东的反对而没有成功。192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中央银行，从短期金融公债内拨付2，000万元作资本，由宋子文任总裁。该行享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发国币、经募内外债等特权，这是“四大家族”建立封建买办金融独裁的开始。该行建立后，虽然凭借特殊地位与普通银行竞争营业，但其存放款等余额与实力同雄厚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比较，还是瞠乎其后。他们为了在金融事业上取得统治地位，便于1935年趁全国金融危机，由政府发行金融公债1亿元，除用来增加中央银行资本外，以1，500万元增加中国银行官股，使该行股本成为官商各半，以1，000万元增加交行官股，使交行官股占到55％，又将两行条例修改，如将中国银行原来的总经理负责制改为董事长负责制，派宋子文任董事长，把原总经理张嘉璈排挤。这样，他们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以一纸金融公债就把中国最大的两个银行攫夺到手。同年，蒋政府成立了中国农民银行和最大的信托垄断组织——中央信托局，加上1930年成立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官僚金融体系。
随着金融体系的建立，“四大家族”在工商企业方面也建立起相当规模的组织，如孔祥熙在上海等大商埠开设七八个大商号；宋子文于1936年开设中国棉业公司，资本原为50万元，1937年春扩充为200万元，同年5月竟达1，000万元，成为垄断全国花纱布的商业组织。其他如华南米业公司（宋子文任董事长）独占了洋米入口的经营；国货联营公司独占了全国的国货买卖。在工矿交通业方面，蒋政权建立后，通过没收旧军阀旧官僚股本等方式，先后吞并了招商局等一批企业。1932年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资源委员会，统制了钨锑等矿产的出口贸易。1934年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控制了扬子电气公司、淮南矿路公司等不少大型企业。特别是以四行为中心的金融系统，以债务关系取得了一大批民营工厂的管理权，又由“四大家族”任意动用银行资金，投资经营了一些工厂。这样，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四大家族”已建立起垄断的金融机构，通过银行投资及各种政治强制手段把势力伸入产业部门，垄断了全国国民经济的一些主要部分，使银行资本结合产业资本，形成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一步加强。1937年成立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处理事会主席，国民党政府赋予他“总揽一切”的权力，四行成为“四大家族”更集中的金融统治机构。1942年7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施行货币统一发行办法，使中央银行独占了集中发行与集中准备的特权。四行在金融独占体制下，加紧与普通银行相竞争，抗战头四年中其存款额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80—90％。在工商企业上，1937年7月在军事委员会下设贸易调整委员会（后改为贸易委员会，隶财政部）和工矿调整委员会，前者所设之复兴公司、富华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独占了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的贸易；后者专门协助发展官僚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如资源委员会附属的厂矿数由战前的十多个单位，增加到抗战结束时的131个单位，其中多数是利用战时民营工业所遭遇的灾难加以吞并没收的。在战时，“四大家族”为主体的官办工业在资本、动力、产量方面的发展速度和总量都超过了民营工业。这时他们的所谓商办企业发展也很快，如孔家为主的中国实业公司，其资本在战时工业最集中的四川省内，即占三分之一以上。1940年由中国银行投资建立并由宋家控制的雍兴实业公司，1943年即拥有18个单位，被称为“西北工业之巨擘”。陈家经营的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都带有独占的性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大家族”用“接收”之名，将日伪掠夺中国人民所建立的金融机构、工商企业以及土地加以霸占，变成官僚资本。四行二局分别接收了日伪的正金银行、住友银行、朝鲜银行、中央储备银行等大批金融机构及其财产，连同原有及新建的金融机构（如CC系统的中央合作金库），至1946年6月止，“四大家族”控制的官营银行数已占国民党统治区银行总数的70％。在工矿企业方面，也同样运用从日伪手中“接收”的厂矿建立起许多全国性的和区域性的工业独占组织。如胜利初期成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就是宋子文从“接收”日伪工厂61个单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个公司拥有纱锭数占全国总数的40％。又如1946年成立的中国蚕丝公司、1947年成立的齐鲁公司等也都是“接收”的日伪资产。到1946年上半年止，“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企业的资本已占全国产业资本总数的80％以上。特别是二陈CC系官僚资本在战后迅猛发展，不仅以中国农民银行为核心控制了一大批掠夺农民的农业公司，垄断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经营，而且新闻、出版等事业也几乎全为他们所垄断。（江绍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