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态度研究古代文论遗产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用科学态度研究古代文论遗产
王元化
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关系到我国四化建设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各条战线都有个走自己的道路的问题。文艺理论方面，也要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假使我们能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对文艺理论遗产加以清理，批判地继承，正确地借鉴，将会对建设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文艺理论体系大有裨益。我们的文艺理论也有自己的特点，《文心雕龙》就在许多方面体现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
研究《文心雕龙》，首先的一个问题，是弄清基本概念（或范畴）的问题。我曾对许多由搞文学概论转向搞古代文论的中青年讲过，他们一方面具有某种优势，即比专搞我国古典文学的老专家多懂一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文艺理论，可以以此为凭借运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古代文论遗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严重不足的地方，在我国古典文学修养上，他们比老一辈学者差很远。这就是在训诂、校勘、考证和版本研究的基本功方面，底子薄，根基浅，有的不仅茫然无知，甚至加以轻视。如果在这方面不注意，就很可能造成望文生解，牵强附会，用现代的文艺理论术语生搬硬套，从而改变古代文论的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善于利用、借鉴以至于继承前人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人们把乾嘉学派视为烦琐哲学而采取一概摈斥态度。我认为，这是很不对的。清人在整理古籍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对汉儒和宋儒来说，清人在整理古籍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清人的治学方法，比起他们的前辈来要进步得多。如果没有为数在千卷以上的解经总汇、《清经解》和《续清经解》这样一些书籍，恐怕有不少古籍至今仍湮没无闻，有不少古籍还会只是残篇断简，还有大量的古籍直到今天我们还可能读不通，读不懂。最近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学派去”的口号，我不一般地反对这个口号。如果这是指继承清人科学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我是赞成的。今天，是到了纠正对乾嘉学派的偏见的时候了。对于缺乏训诂、校勘、考证、版本研究等方面知识的人，确实应该学一些乾嘉学派的著作，加强自己的基本功。可是我认为，我们又不能停留于乾嘉学派。我们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学术工作者，我们理应在继承乾嘉治学方法的同时，对这一方法予以发展。我们要尊重前人的成就，但不可泥古不化，以至抱残守阙。把古人现代化，用现代文论比附古代文论是不对的；但以古论古，以古证古，以古注古，难道就没有牵强比附的弊病了么？牵强比附是违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而不在于以今论古或以古论古的区别上。
研究古代文论，研究《文心雕龙》，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揭示这部书里蕴涵的意蕴，探讨其中的文学规律，从而为建立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一定的贡献。过去，由于主观主义泛滥，我们很少谈规律，仅有一些谈到规律的文字又多半有简单化的毛病。比如，五十年代有的人就把规律看成是“内部联系”（“必然联系”）。这当然不能说错，但规律并不简单如此。事物的运动过程、发展、关系，都存在着规律。规律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这个普遍性是多层次、分等级的。比如毛主席谈战争的规律，就运用“普遍”、“特殊”，“个别”三个层次或三个等级，分别研究了战争的一般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研究古代文论的规律，也要注意到规律的多层次、多等级的特点。我们既要研究文学艺术的最普遍的规律，也要研究我国文论和我国古代文论的特殊规律；既要研究中外文论的共同点，又要研究他们的相异点。不研究“同”，就不好研究“异”。我们在研究中从同的角度出发，先就那些最根本最普遍的艺术规律，进行中外文论的比较，目的是可以衡量在相同的差不多的时代，我国的古代文论，比如象《文心雕龙》这部体大思精的煌煌巨制，在整个中世纪的地位，从而证明它在那时代是一部没有能与之比肩的卓越著作，并由此使它取得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的应有地位。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方面。我认为从事别同异的比较研究，更重要的还在于一定要注意找出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过去的文艺理论造成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就是用普遍规律代替特殊规律。我们党在清算这种照搬外国的教条主义方面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从那时党就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口号。今天，我们搞四化，小平同志提出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强调特殊规律的重要性。因此，研究《文心雕龙》的重点，就应该是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特殊规律，当然《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论共有的特殊规律中，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
我想再就《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近年来，有人提出它是佛家思想，也有人认为它是道家思想。这可以进一步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上保持原来的意见，即认为《文心雕龙》的思想是属于儒家思想体系。一个思想家不能超出时代，要受时代的影响。魏晋以来，虽然南北分裂，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但在思想方面打破两汉尊儒家一家的局面，诸子争鸣，儒、释、道、玄蠡起，学术界显得十分活跃。《文心雕龙》可能要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受到他那时代的思潮的一定影响，但我们不能根据这种影响就率尔判定他属于某种思想体系。分析一部著作的思想体系，要注意两点：一、不能用简单的语汇类比法，即这一著作出现了另一著作曾运用过的词语，就认为这一著作属于另一著作的思想体系。有人论证《文心雕龙》属佛家思想，就采取了这种方法。这是非科学的。须知同一术语在不同思想家那里，往往具有不同的涵义。词语的借用并不等于思想体系的相同。二、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每个思想家都必须以前人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和前提。《文心雕龙》同样以前人和他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刘勰在论述中虽然涉及了玄学，如体用之辩，有无之辩和作为玄学三理之一的言意之辩，但同样不能据以判定《文心雕龙》以玄学为指导，而必须剖析他究竟是站在玄学立场来论述这些问题，还是站在儒家立场来论述这些问题。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儒家思想也是不断变化的，在发展过程中难免吸取了其他学派的某些观点，而融为己有。魏晋以来的儒家思想，已不同于先秦两汉的儒家思想，已经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其他的一些思想因素。我们不能采取“抽刀断水”的方法，把各种思想因素截然分开。一部著作的思想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以形而上学的方法孤立看待。但作为思想体系，重要的是要搞清其中的骨干和精髓，即指导思想。
最后，我想谈谈会风、文风的问题。研究工作者一定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利用别人的成果可以，但一定要注明出处，以不没其首创之功。在开展百家争鸣的自由讨论中，不要带有人身攻击，意气用事，而以追求真理为指归。创新是值得赞扬的，但反对那种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意在求胜的翻案文章。孙冶方同志生前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同志关系上应强调“求同存异”，在学术问题上应强调“求异存同”。我觉得这里说的求同存异也应当是科研工作者之间的应有关系。应把争论当作推动学术发展的正常手段，应提倡心平气和互相磋商。至于说到在学术上的“求异存同”，我认为没有必要大家都讲一样的话，人云亦云，千篇一律，这种文章还有什么价值？科研工作者必须在理论长河中增添新的一滴。而这是需要经过付出大量劳动和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取得的成果。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