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彦选集》自序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王西彦选集》自序
王西彦
从193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转瞬已近五十年了。回顾自己漫长的创作历程，我有着一种颇为复杂的心情，既有惶惑和自惭，也有坚信和自慰。我自觉沿着一条大体上接近现实主义的道路，一直走到现在，情形有如一个力弱的旅人，虽然有时难免感到处境的寂寞和步履的滞重，但始终朝着原来选择的目标，它通向我的乡土、祖国和人民。因此，当我决定编选这部《选集》，给自己过去的工作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时，就无法克制一种想向读者倾吐长途跋涉的甘苦的冲动。
我将向读者诉说些什么呢？踌躇再三，我想还是谈谈自己选择题材的依据和对待描写对象的态度吧，也许这会是读者所关心和愿意知道的。
一位外国作家在回答“到底是什么决定艺术作品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的问题时，举出三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对乡土的感情，对母亲的崇拜”。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引用过这段使我感到亲切的话。理由很简单，因为正是对乡土和母亲的感情迫使我走上了文学道路。
我没有给自己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做过精确的统计，说不出到底有多少篇是描写家乡农村生活的。我只记得，在三十年代初期最初学习写作时，我采用的几乎都是浙东家乡的题材。就拿收容在这部《选集》里的最早几篇作品来说吧，从《车站旁边的人家》和《摸秋》直至《寻常事》和《鱼鬼》，都没有例外。我还曾经把初期作品中四篇短短的小说，编缀在一起，给它们取了一个题目，叫做《悲凉的乡土》；只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未能编入这个《选集》。还应该承认，我非常喜爱《悲凉的乡土》这个题目。直到现在，只要一回忆起童、少年时代的家乡农村生活，就会在脑子里展现出一连串令人颤栗的悲凉景象。
但是，令人颤栗的也不止是往日家乡的农村生活。自从青年时代离开浙东家乡以后，我带着安徒生童话里那只丑小鸭的惊慌和惶惑，投身到城市生活里，开始了远较家乡农村更为长期也更为复杂的经历。就在这个时期里，我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且一直和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为伍。当然不能抱怨自己的命运，但我不能不说，我觉得一经进入这片特异的国土，愈是熟悉它，痛苦也愈深沉。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里，我已经凭着初生之犊的勇气，起意选择写作为终生的职业。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笔，要为自己所属的一群诉说苦恼。单从这部《选集》里，读者就不难看出，从《两姊妹》以后，我的作品主要就描写两种题材，两种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过去那个黑暗时代里的遭受苦难，以及他们的挣扎，呼号和反抗。而且，愈到后来，描写知识分子的题材就愈多。这自然是因为，一方面和家乡农村愈来愈疏远，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命运既体会得愈来愈多，也思索得愈来愈经常的缘故。
早年读杜诗时，对这位伟大诗人所描写的当时农民的悲惨遭遇，深深感动。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奴隶社会里，农民多半被分化为奴隶；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则被地主阶级纳入农奴化的轨道。无论是奴隶也好，农奴也好，农民始终无法摆脱被奴役的悲惨命运。问题还不只在物质生活上的受盘剥，更可怕的还在于精神上的受毒害。即使同是农奴吧，也还有驯顺的和不驯顺的区别。在奴役者的眼睛里，当然以驯顺的为最可取。既然不公允的社会地位在不间断地制造不驯顺的农奴，为什么不设法制造驯顺的农奴呢？因此，佛教的宿命观念和忍受哲学就成为最有效果的麻醉品。我进县城读初中，校址是一处久已荒废的文庙，它右边是城隍庙。在城隍庙里，大殿两侧塑画着阴森可怖的六道轮回和阿鼻地狱的图像，却在正面檐下悬挂起一块金碧辉煌的横匾额，写着四个大字：“神道设教”，把权势者建庙塑像的深远用心点得一清二楚。可是，这并不妨碍一些面容枯瘦，衣着褴褛的善男信女前去烧香磕头，捐烛助油。有什么办法呢？今生既已无望，除了向神圣祈求来世，还能有什么别的道路可走？
正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鲁迅描写浙东农民的《故乡》和《祝福》。我觉得，闰土和祥林嫂就是属于我的叔伯婶嫂一群的。因为今生的受苦是由于前世的有罪，只好在别人的施舍中特别去拣取香炉和烛台，用来向神明祈求福泽；只好到土地庙去求捐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写得多么真实，多么令人颤栗！虽然当时我已经见过家乡农民有组织的“扑城”运动，也见过驻扎在学校隔壁城隍庙里的省防军不分昼夜地拷打和枪毙从四乡捕捉来的“农匪”，但我的注意力仍然被普遍存在的闰土和祥林嫂们所吸引，在起意提笔从事写作学习时要走鲁迅所开辟的道路，因为闰土和祥林嫂们是我最熟悉的，他们渴望改变命运的努力也是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的，而且我还凭着自己肤浅的理解，确信治疗农民灵魂的被毒害，远较改变他们的生活境况和社会地位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里，贫苦农民既忍受保甲长们变本加厉的敲诈盘剥，又遭到异族侵略者残酷无人性的蹂躏屠杀，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创伤，呈显在一种异乎寻常的状态里。可是，实际上他们在这场全民族的生死搏斗中，不仅是真正的牺牲者，更是真正的给予者。我曾经在鲁南苏北的北运河两旁战地上停留，又在各后方的乡村和城镇里奔走，我的确看得很多，也想得很多。正因为这样，我才会为回答“谁在抗战”的严峻问题而寝食不安。我甚至觉得，如果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错误的答案，就等于在叔伯兄弟们肉体和精神的创伤上加上一刀，就是对他们犯罪。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初学写作者，对艺术创造还缺乏经验，但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一个作家的良知和使命。
现在读者可以看到，我在这方面的努力，远远没有达到当时对自己的期许。情形很有些象一个心志高远的孩子，空望着遥远的目标发愣。且不说内容的深刻和艺术的完美了，单是原先预定的计划也没有完成。在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尽可能地纳入短篇和中篇小说的形式里的同时，我也曾计划创作三部描写我所熟悉的婶嫂姊妹们悲惨命运的长篇小说，并拟了个“农村妇女三部曲”的题名。但结果只写出了《村野的爱情》和《微贱的银花》两部，第三部《换来的灵魂》却只保留着一份粗略的提纲。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已写出的两部就没有收在这个《选集》里。
描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忧郁凄凉面容的第一人，也是鲁迅。他的名篇《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描写一个原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大约十年以后就变成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随随便便”的自欺欺人的麻木者；又描写了另一个原是被人看作“吃洋教”的“可怕的新党”，他在到处碰壁以后竭力保持自己的倔强，结果竟然堕落成为原来被自己所不齿的人物。从学生时代起，几十年来我曾经无数遍地重读这两篇令人颤震的作品。而且，每一次重读它们，总要使我联想到另一位我所终生崇敬的文学大师契诃夫，联想到契诃夫那些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和剧本，我指的是例如《带阁楼的房子》、《第六病室》、《醋栗》和《伊凡诺夫》、《海鸥》和《万尼亚舅舅》等名作，我想，这总是由于当时俄罗斯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着相似的遭遇，才会在两位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出现面容和声音都如此相似的知识分子的吧？但不论怎样，从契诃夫和鲁迅的作品里，都可以使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曾经走过一条怎样曲折的道路，遭受过怎样的磨难，经历过怎样的斗争。
由于年龄和阅历，我在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上有着很大局限。我只熟悉自己所曾经接触过的人，我的祖辈、父辈以至于儿孙辈。自然，我最熟悉的应该是自己所属的一辈，即经历了从二三十年代直到现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充满惊风骇浪的年代的一群。在历史上，我们既有“可杀不可辱”的传统，也有“明哲保身”的哲学，但知识分子好象从来没有过好的命运。到了我自己也属于这行列的漫长的动乱年代里，知识分子的遭遇显然更为凄楚了，因为这是我们的人民最受苦难的年代。我觉得，无论过去和现代，正直的知识分子都和人民共呼吸，同命运，一起受苦难，也一起反抗和流血。我就是本着这样的认识，来描写自己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读者当然可以看出，我使用在这类作品上的色彩未免太阴暗了。我的主人公们不仅大都在灰暗的背景里行动，而且莫不有着一副阴沉悲苦的表情。有些评论家和文学史家曾经在这一点上表示过惋惜甚至不满，我自己也曾经认真思索过这个问题。我所生活的年代毕竟和鲁迅当时不尽相同，离契诃夫的时代则更为遥远，还有着国土的相异。据研究家们说，就是契诃夫吧，他也觉得自己有负于读者，因为他只是揭露了人类关系中残酷的喜剧和生活的矛盾，却没有指明出路，明确回答经常出现在他作品中的“怎么办”的问题。我还特别注意到契诃夫的讽刺喜剧中透露出来的欢乐气息和对美好未来的热烈憧憬。至于鲁迅，大家更不会忘记他曾在自己过分阴冷的作品里加添“亮色”。契诃夫和鲁迅都是光耀史册的文学大师，尚且如此尊重读者，我这个不成材的小学徒自然更应深抱自惭了。契诃夫名剧《伊凡诺夫》里的主人公，不是劝告旁人“不要单人匹马和千万人对抗”吗？我觉得，出现在契诃夫和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所走的只是一条“单人匹马”的道路，所以他们只能得到失败的结局。在过去那个时代里尚且如此，那么，到了我所描写的那个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斗争如果不能改弦易辙，失败岂不要更加悲惨吗？但在事实上，在这条通向失败的道路上，当时的确曾经拥挤不堪，我不过只是摄取其中的少数场景而已。在艺术创造上，我是始终相信，描写了“不应该这样做”，只要写得真实，写得诚挚，读者是能够得出“应该怎样做”的结论的。这也正是文学艺术的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契诃夫在名剧《海鸥》里借一位文学家的自我表白来说明自己的庄严目标：“我喜欢这湖水、树木、天空，我爱大自然，它在我的心里引起一种热烈的不可抗拒的写作欲望。可是我到底不单是一个风景画家，我也是一个公民！我爱祖国，爱人民，我觉得，既然我是个作家，我就有责任写人民，写他们的苦难，写他们的未来，就应该谈到科学，谈到人民的权利，等等，等等。”正因为我爱自己的乡土、祖国和人民，我是为自己的乡土、祖国、人民而写作的，所以我立志要对生活和艺术怀抱诚恳的态度，力求反映生活的真实。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选集》，就象是一个小学生交出来的一份试卷，我惴惴于试卷里的答案会远离自己的要求。即使情况确是如此，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条，并有勇气在未来的努力里谋求补救。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