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人民的“古卓玛”——蒋英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西藏人民的“古卓玛”——蒋英
新华社记者　陈明星　本报记者　师文宴
一辆卡车奔驰在日喀则通往拉萨的公路上，驾驶室里坐着母女俩。头发花白、戴着近视眼镜的母亲，是被西藏人民誉为“古卓玛”（妇女保护之神）的副主任医师蒋英，坐在她身旁的是女儿平平。进藏20多年来，蒋英和她的同事们，从病魔手中，挽救了许许多多的藏族姐妹，今天她自己却被致命的疾病折磨着。汽车在公路上奔跑着，看着窗外的山山水水，蒋英缓慢地对女儿说：“平平，如果我一病不起，就把妈妈的骨灰，一半留南京，一半送西藏。”
“妈，瞧你说些什么呀。”女儿娇嗔地捂住了妈妈的嘴。
母亲挪开女儿的手，动情地说：“西藏是妈妈的第二故乡，二十多年了，我舍不得离开……”
（一）
1953年，蒋英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了。她和新婚的丈夫余德钫一起，告别南国水乡的父母亲友，踏上进藏的旅程，来到了日喀则。
那时的日喀则，人们生了病不请医，而去求神拜佛；生小孩时不许他人在场，有多少藏族姐妹由于难产含泪永别了亲人！
面对此种情景，蒋英有多少个夜晚辗转难眠，考虑怎样帮助藏族人民尽快挣脱迷信、愚昧的精神枷锁。她暗下决心，首先刻苦攻读藏语文。同时，她认真编写妇女卫生常识，一章又一章，用刚学会的藏语，向藏族妇女讲了一遍又一遍。
这期间，一听说有妇女生病或难产，无论人家乐意不乐意，蒋英总是毫不犹豫送医上门。
日喀则镇上，有位20多岁的磨坊女工，因劳累过度，子宫脱垂，痛苦异常，但她又不愿就医。蒋英闻讯后，到处打听，终于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了这位女工。蒋英费尽口舌，使患者答应接受手术治疗，终于使这位女工摆脱了“神”降在她身上的苦难。
一个个患者恢复了健康，一个个难产的产妇化险为夷。藏族妇女对这位戴眼镜的女医生开始了解了、信任了，亲切地称她“眼镜大夫”。前来找蒋英看病的越来越多了，连拉萨的一些藏族妇女，也骑马奔驰几百里，专程来日喀则找她看病。
1965年隆冬，岗巴县贡巴楼公社藏族社员加布的妻子难产三天三夜了，危在旦夕。县委向日喀则地区医院，发去加急电报求援。
电报发出了，但县委领导的心里仍是忐忑不安：这里海拔4，600多米，离日喀则290多公里，又是大雪纷飞，气温降到零下20多度，会有大夫来出诊吗？
正当人们焦虑异常的时候，深夜11时许，一辆卡车顶着风雪，驶进县委院子，戴着眼镜的蒋大夫跳下了车。县上负责妇女工作的扎曲同志，立刻迎上前去，拉蒋大夫先进家烤火、喝茶。
“病人在哪里？”蒋英急切地问。
“你一路辛苦，先暖和暖和身子，吃点东西吧。”
“看病人要紧！”
扎曲只好领着蒋英继续上路。快到病人家时，汽车陷进了泥潭。她俩便冒着刺骨的风雪，下车步行。
一进加布的门，蒋大夫对着几乎冻僵的双手哈哈气，脱掉短大衣，就为产妇检查。原来婴儿的身子已经出来，头部出不来。蒋大夫小心翼翼地将婴儿取出来了，产妇得救了。这时，蒋大夫露出欣慰的微笑。她给病人留了点药，连酥油茶也没喝一口，就踏上了归程。
回到县上，已是凌晨3点多钟，东方破晓了，蒋大夫想回日喀则。扎曲劝她休息一天，蒋英却问：“附近还有没有病人？”
听说“眼镜大夫”来了，许多妇女都涌到扎曲家。
“眼镜大夫”给几个孕妇作完产前检查后，说“医院还有不少病人在等我”，又迎着漫天风雪，奔上了回日喀则的公路。
日喀则地区18个县，县县布下了蒋英的足迹，处处留下了她对藏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藏族人民医疗事业上。
（二）
1956年，农奴的女儿、藏族女青年石觉，到妇产科当护理员，她不识汉字。蒋英首先给石觉钉了一个识字本，每天教她3个汉字。3年之后，石觉能用汉字写信，基本上能读汉文报纸了。这里凝聚着蒋英多少心血！
当石觉掌握了初步的文化知识以后，蒋英又教石觉接生、护理以及切开、缝合等技术。教到一定程度，蒋英就让石觉操作，自己站在旁边指导。每处理完一个病例回到办公室，蒋英又对石觉具体讲解，使石觉从理论上提高认识。
就这样，从未进过学校门的石觉，逐步成长为接生员、助产士，1978年经过考核，又获得了妇产科医师的技术职称。
从西北民族学院助产士班毕业的小卓嘎，不想去内地进修了，想调到一个小医务室工作，轻轻松松过日子。蒋英得悉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西藏第一代医生，要为藏族人民争气！我总想把你们尽快培养出来，将来我不在了，你们可以继续为西藏人民服务！”从此，小卓嘎回心转意，潜心发奋。蒋英对她要求也更高更严，每遇疑难杂症，蒋英不但要求她会诊断，会治疗，而且要写出治疗总结报告。现在，卓嘎已成为这个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她感激地说：“蒋老师崇高的医德，高超的技术，丰富的知识，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点点滴滴，注入了我们的心田。”功夫不负苦心人。眼下，蒋老师的学生有的当了医院院长，有的成了科、室主任，不少人获得了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正在西藏的医疗卫生战线上，发挥着骨干作用。
（三）
作为妇产科大夫，对于产褥期的卫生保健，蒋英比谁都清楚。可是，1954年当她的大女儿蒋愉来到人间的第8天，她就走上手术台，为一位患者作了手术。
在那场是非颠倒的“文化大革命”中，她的爱人、被誉为“十年不倒的红旗”的余德钫大夫含冤而死。当时蒋英晕了过去。但第二天临到她值班看病时，这位坚强的女性又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多种疾患折磨得蒋英经常抽搐，以至昏迷，但她始终不肯住院治疗。昏倒了，吸点氧气，醒来后又继续工作。1977年7月11日，蒋英的心脏病严重发作，再一次昏倒在妇产科病房。在医院领导的坚持下，这次她总算答应住院。但人们却经常在妇产科病房看到她在照顾重病号。
在日喀则医院，她先后搬了四次家，每次搬家，不管是集体宿舍，还是阴暗的小屋，她都安之若素，毫无抱怨。
年迈的父母远在南京，不能照应；三个孩子，一个在南京，两个在上海，长期寄养在亲友家，她从未叫苦，从未要求组织照顾。
1982年12月15日，蒋英因患胰腺癌，在上海瑞金医院与世长辞。回顾她在西藏的工作，人们不禁发问：她到底为了什么？人们在她给党组织的报告中找到了答案：
蒋英在申请入党的“自传”中写道：“我愿为党的事业亦就是为全人类的幸福，献出一切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条件无代价地完成党的事业，为藏族妇女的保健事业，贡献一切力量。”
就在她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女儿问她家里怎么安排，蒋英回答：“我不为你们安排，你们大了，又有组织，对你们我放心。”但她却抓住从日喀则专程前来看望她的内科副主任谢白羚的手，迫不及待地说：
“谢主任，请转告党组织，我要求党批准我的入党申请！我申请了25年，党说要长期考验，我没有怨言，现在，请党考虑我的申请。”说着，她昏了过去。醒过来又接着说：
“我追随共产党30多年，请求党在我死后，能承认我……是党的一个成员，……这是我最挂念的……”一句一行泪，行行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在场的亲友、同志，个个泣不成声。
蒋英去了。在她去世后的第3天，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的党组织，终于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蒋英去了。她只有54岁，就过早地告别了人间。她热爱藏族人民，但却忘了藏族群众希望她要保重身体。那是一个隆冬的夜晚，蒋大夫从病房回来，发现门口放着一袋木炭，门上钉着一张未留名字的纸条，上面用藏文写着：“蒋大夫，天气冷了，这袋木炭给你用吧，你要多多保重身体！”平时，藏族群众背着糌粑，提着鸡蛋、酥油，前来看望她，希望她保重身体的更是难以计数。
蒋英大夫去世了，再也回不来了，但她那崇高、无私、高大的形象，将永远永远立在西藏广袤的土地上，留在千百万藏族姐妹的心里！（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