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话剧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记《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一书出版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书林漫步

我国话剧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记《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一书出版
英若诚
由德国朋友乌苇·克劳特编辑的《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茶馆〉在西欧》终于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翻阅着这本书，当初《茶馆》剧组访问欧洲时那些动人的场面又一一涌现在眼前：观众的热烈鼓掌（同时用力地跺着地板，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同行们发自内心的赞扬，普通欧洲老百姓对新中国的真挚的友好感情，经过这三年的时间，仿佛更真切了。
出版这样一本书当然是有意义的。它记载下来的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其中有不少值得玩味的经验。从建国以后，我们派出去过很多表演团体，为祖国争得了很大的荣誉。但不可讳言的是，其中绝大多数是我们的传统表演艺术形式，我们的京剧、杂技、民族歌舞。这样作是有道理的，这些节目不但使国外观众扩大了眼界，对我们民族的悠久文化产生敬意，而且使那些虽然不见得赞成共产主义，但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深厚感情的外国朋友理解，新中国是珍视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而且在这新的土壤上，一切优秀的、古老的艺术花朵不但没有受到摧残，反而得到灌溉、扶植，使它们得到在旧时代不能想象的发展。
话剧呢？长期以来这好象是另一个范围的问题。虽然陈毅同志从六十年代就曾经提出过我们的话剧可以出国，但是似乎没有得到认真严肃的考虑。谈起来，反对的理由首先是语言问题，话剧是靠说的，人家听不懂，谁还要看？还有一种意见则是我们的话剧太“革命”，外国人接受不了。这两种意见并不全错，但也有似是而非的地方。语言是障碍是要认真对待的，但并不是不能解决的。从五十年代起日本话剧来我国演出就使用了同声传译的方法，取得了成功。在欧洲，十九世纪时著名的法国女演员萨拉·伯纳特与著名的意大利女演员杜丝就曾同时在伦敦演出，各自用本国的语言，至今传为戏剧史上的佳话。至于说，“话剧是靠说的”，这话也未免武断了些，因为的确存在着主要不是靠“说”的话剧。后一种意见比较复杂。一方面我们不了解外国人到底能够接受什么，另一方面我们当时有些戏也未免“左”了一些，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不见得都能“接受”。经过这几年的拨乱反正，再加上开放政策的逐步实现，我们对自己，对外国了解得都越来越多，这种担心也就慢慢地消失了。只要我们的作品（包括演出）真的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是第一流的，深刻的，那么，全世界人民是能接受的，并不存在什么“太革命”的问题。事实上，这些年来，在世界剧坛上影响深远的作家不正是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布莱希特，或至少是具有明确的进步倾向的阿瑟·密勒么？
其实，对我们话剧出国真正的担心恐怕还是因为对我们自己的艺术水平信心不足。这一点就是在我们这些干了一辈子话剧的人当中也是如此。首先，论资排辈一下吧。去年我们北京人艺庆祝了建院三十周年，但是接待我们出访演出的主人，德国的曼海姆民族剧院却正在庆祝他们的建院二百周年，法国的法兰西喜剧院则正在纪念他们的建院三百周年。相比之下，我们实在是后生晚辈。我们是带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北京的。欧洲是话剧的发源地，二十世纪这种艺术形式才传到我国，我们去欧洲演出能打响吗？会不会是到“圣人门前卖三字经”去呢？
乌苇·克劳特先生编辑的这本书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茶馆》征服了欧洲的观众，也征服了欧洲的评论界。原来在绝大多数国外出版的世界戏剧史上是空白的中国现代戏剧现在出现了，而且是以成熟的姿态，完整的，高水平的艺术形式出现的，引起了国际剧坛的重视与敬意。造成这一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老舍先生的剧本，以焦菊隐先生为首的这一剧组全体成员的努力都是决定性的因素；重要的是，《茶馆》的欧洲之行向全世界证明了，1949年中国人民建立起来的人民共和国不但善于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样也有本领在现代艺术形式的领域中创造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来。
当然，这绝不是说今后我们就可以不再向世界上优秀的艺术成果学习了。正相反，《茶馆》的经验恰恰说明了这种学习的必要性。《茶馆》的成功也为我们进一步打开文化交流的窗户创造了条件，我相信，今后我们中国的戏剧艺术家会创造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使我们的现代戏剧艺术进一步走向世界。在这方面，《茶馆》只是走了第一步，虽然是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