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气·信心·事业——记深圳的两个基层干部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骨气·信心·事业
——记深圳的两个基层干部
本报记者　林里（一）
美国作家约翰·普特曼，对我国的四个经济特区做了考察。他在搭乘深圳——香港的水翼船，路经伶仃洋返回香港的一刹那间，忽然想起上个世纪的鸦片战争。他在报道中写道，那时，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英国的史学家洋洋得意地说：“……东方人现在可以正视西方人，不必在黯淡的城墙和实弹的大炮后面观看，而是友好的接触和彼此美好智识的增进……停滞的时代已经终结。”约翰·普特曼尊重历史，正视现实，不同意英国史学家的观点，认为“那是一种说得太早的预言”。因为事实已被百多年的近代历史所戳穿。约翰·普特曼根据他在四个经济特区的见闻，得出了公正的结论，说“现在中国开放门户，是按照自己的决定而不是在大炮的威胁下实行的。”然而，他又说：“或许这一次的历史家预言终将兑现”。意思显然是说，大炮轰不开的门户，可以用经济渗透来实现。
推开报纸，我的眼前浮现出伶仃洋的壮丽情景。我仿佛看见，文天祥站在风雨飘摇的船头，慷慨激昂，吟歌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镜头一转，出现了鸦片战争的画面：关天培骑着高头大马，冲向入侵者的阵地；林则徐怒发冲冠，点燃了大英帝国用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火烧鸦片的所在地——虎门，正好在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的背后。林则徐当年建造起来的赤湾炮台，就在如今的蛇口码头的附近。约翰·普特曼由此登船，抒发情思，可谓触景生情，意义非凡。
我的眼前，闪现出战斗和生活在深圳的两个基层干部的形象，一个叫吴伯森，一个叫周德仔。他们是文天祥、关天培、林则徐事业的继承者，经济特区的主宰。要是约翰·普特曼也认识认识这些活着的人，我相信：他会在他的预言旁边，也加一个“太早的预言”的注脚。
（二）
吴伯森，家住深圳市罗湖区，距离罗湖桥不远。原以打鱼为生，五十年代初期，他反潜返，抓特务，是远近闻名的义务哨兵。那时，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流窜到港澳那边的政治集团和社会残渣，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着我们的内陆，无时无刻不在妄图重返业已失去的天堂，他们偷偷摸摸地越过边界，鬼鬼祟祟地潜回内地。然而，所有路经吴伯森村庄的敌对分子，都被吴伯森一一俘获。吴伯森成了保卫边防的勇士。当然，也就成了敌对势力仇恨的对象。他们决心干掉吴伯森。在吴伯森的家门前面安装定时炸弹，在吴伯森的船头投放水雷……。吴伯森一次又一次取起定时炸弹，一次又一次扫除即将爆炸的水雷。敌人的进攻，都被勇敢、机智的吴伯森所击退。这时，敌对分子再次施展阴谋诡计，居然贴出“悬赏告示”，说是，如果有谁砍下吴伯森的脑袋，悬赏一万元港币；对于活捉吴伯森的人，赏钱加倍、翻番。可是，吴伯森毅然直立，丝毫没有因为敌对势力的威胁而后退。敌对势力眼看硬的不行，再度变换手法，来了软的。那是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原要吴伯森首级的政客，忽然派来使者，要对这边的灾民进行救济。吴伯森一眼看穿了个中奥秘，正颜厉色地回答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不上当。”硬碰硬地把来人顶了回去。
十年内乱，给宝安沿海带来了新的灾难。一次大逃亡，使宝安县的十一万劳动力，有三万人漂洋过海，远走他乡。吴伯森的小儿子，也被恶浪狂风席卷到香港。吴伯森又气又恼，驾起小船，硬把儿子拉了回来。他怒不可遏地申斥：“是中国人，就要有中国人的骨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新的经济政策。吴伯森走在前面。他那35户人家的小小渔村，最先富起来，最先进入小康之家。到1982年底，已经连续两年，户均收入逾万元，被荣称为“万元户村”。
吴伯森的渔村，紧靠边防线。190亩耕地，70亩在线的这一边，120亩在线的那一边；全村82个劳动力，个个都有“过境耕作证”，还有出海作业证；家家户户，都可以到那边从事小额贸易……，要是走私贩私，那可真是得天独厚，易如反掌啊！也因为这个缘故，一些头脑过于发达的人提出问题：他们富得那么快，富得那么高，怕有不正当收入吧？！于是，这个去查账，那个去私访，还有的呢，到海关调查，到边防部队探密，查过来，查过去，没有查出问题。调查人发现，渔村群众对于吴伯森，无不表示感激。因为，还在开放政策刚刚传达、经济特区开始起步的时候，吴伯森便一再提醒乡亲们说，国家要我们“早行一步，先富起来”，我吴伯森双手赞成，衷心拥护，可是，要记住：我们只能正正当当地富，勤劳致富，千万不能走邪门歪道。现在，查到吴伯森头上，吴伯森嘿嘿一笑，说：“政策允许的，我们还办不过来，哪有闲暇走歪道？”这话的确不假。全村82个劳动力，而他们同港商合办的钻石加工厂，竟有80名职工。还有车队，船队，塘鱼队，养猪场，养鸡场，花鸟虫鱼场等等，劳动力不足，早就成了问题。查到这里，人们终于得出结论，说吴伯森是个站在海边不湿鞋的英雄好汉，出淤泥而不染的大丈夫。他有中国人的骨气，没有崇洋贪财的恶习。
今年春节前夕，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到深圳看望吴伯森。当他一眼看见这位“万元富翁”依然穿着南方基层干部常穿的陈旧唐装，脚下还是那双胶质草鞋的时候，总书记皱起眉头，把吴伯森着实打量了一番。然后，才轻轻拍着吴伯森的肩膀，说：“吴伯森同志，你也应当穿得漂亮一点嘛！你们村的年轻人，不是都穿戴得很漂亮了吗？”吴伯森又是嘿嘿一笑，说：“我是六十岁的人了，能看见年轻人都漂亮起来，也就心满意足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色，这就是吴伯森的高尚品德。
（三）
周德仔，深圳蛇口人士。他的家乡，在赤湾炮台附近，也就是当年鸦片战争的战场。解放初期，周德仔同吴伯森一样，是保卫边防的英雄。那时，敌人曾用3万元港币，收买他的首级。当然，谁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周德仔成了拥有上千万元财富的蛇口渔业大队的当家人。
五十年代后期，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超越了轨道。人为的狂风暴雨，接二连三，多年不断，把个刚刚出土的幼苗，打得东倒西歪，致使农业生产原地踏步二十年。蛇口的渔业集体，毫无例外地遭到徘徊不前的厄运。所不同的是，在周德仔的领导下，他们很快越过了险滩。当初确定的许多规章制度，包括早被否定了的“八包”之类，也有人出人意料地保存了下来。到八十年代初期，还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他们的“八包”，既不是一轰而起，也没有一轰而散，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完善、逐步兑现。他们是有多大本领，办多大事业；有什么条件，包什么项目。成功的秘密，看来也就在这里。比如说，原来许诺给渔民的包盖新房，周德仔他们是从1972年开始兴建，到1978年才全部完成。就是说，88户渔民的住房，是用7年时间兑现的。他们盖的是双层楼房，每户居住面积92平方米。现在来看，他们的盒式楼房，比近几年深圳地方兴建起来的别墅式小楼，确实逊色不少。但比起内地，就说国家机关的司局级干部吧，也是望尘莫及。何阿梅一家四户，二十来口人就分了四套“92平方米”。渔民们搬到了新居，紧接着是要求新的“四大件”：彩电、收录机……。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周德仔和其他干部毫不迟疑，立即给每家每户各发一部大型彩色电视机，四个喇叭的收录机，原来的“八包”变成了“十包”。周德仔，就是这么一位一条大道走到底的硬汉子。
沿海渔民，都发有“出海作业证”。这是捕鱼需要，也是国家给予渔民的特殊优待。在三十多年的漫长日子里，周德仔只
“非法”动用过一次出海证。
那是经济特区创办初期，渔业大队决定利用外资引进渔业机械设备，使古旧的渔船挤进现代化的行列。他们同香港一家公司谈妥，购买500万元港币的捕鱼设备。然后，用补偿贸易的办法，逐步还回本息。合同草签以后，送上级批示。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上面迟迟不肯批复。在周德仔的再三催促下，才有个好心人通风报信，说是“特区刚办，引进工业，引进旅游，都有先例。你们是渔业，要不要引进，还没有决定。对于这样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谁都不敢负责，谁都怕引进多了，再当走资派……。”没等对方说完，周德仔就火冒三丈，急不可耐地抢着说：“怎么，什么引进，什么不引进，难道还要中央给你开出清单不成？……”眼看春汛就到，一个春汛，等于庄稼人的一个大秋，老天爷不等人啊！周德仔怎不焦急？
说话之间，香港那边也来电催促，要周德仔火速赴港，以便签署最后合同。这时，周德仔当机立断，他要特事特办——边斩边奏了。他随即下令：“开船。”他利用“出海作业证”，很快到了香港。谁知，船到岸边，周德仔却不上岸，在码头上欢迎他的资方代表，一再劝他既来之，则安之。但是，周德仔一口咬定，出海证只能在海上“作业”，到香港要有去港证才行。他向资方代表表示歉意，说：“我来得仓促，没有办理正式手续，我周德仔不能违犯国家规定。”
“不是还要谈判，签字吗？”对方问。
“到船上谈。船上不一样可以签字？”
“何必那么认真。这不是已经到了香港嘛，哪有靠在岸边不进香港的道理？”资方代表伸出双手，坦然、真诚地劝说：“来，来，来，上得岸来，走走，看看，喝几杯，再买点什么，人之常情嘛！”固执的周德仔不为所动。500万元港币的协议书，只好在船上签字。
周德仔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插曲。
十年动乱带来的大逃亡，在蛇口渔民中也掀起一场小小的风波。一些年轻人，被狂风巨浪弄昏了头脑。他们吵吵嚷嚷，准备去香港。这时，有的干部主张抓人，有的提议扣船。周德仔呢？他一不相信年轻人真的要走，二不同意抓人扣船——对于渔民来说，一身好水性，扣不扣船毫无意义。抓人还要法律手续呀！周德仔了解渔家儿女，犹如了解自己；他相信年轻人，也象相信自己那样坚定不移。他相信，他的渔业集体，比香港的单干户优越。他认为，年轻人吵着去香港，是想看个究竟，凑热闹，随大流……。于是，周德仔说：“年轻人想去看看，就叫他们去见见世面吧！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嘛！与其偷偷摸摸去，倒不如公开去。让他们去三天，看看。”就这样，蛇口渔业大队派了两艘大船，把他们的年轻人全部载上。说也奇怪，那些吵闹得最厉害的年轻人，却最先回到集合点，最先上到返回蛇口的船上。三天以后，不光全部回到了蛇口，而且还多了两个人——那是前些年偷渡过去，妄想“捞世界”、“赚大钱”的，可是，哪里知道，香港是冒险家的世界，没有普通劳动者赚钱的余地。
蛇口的渔民，几乎都有亲戚朋友在香港，又几乎全是渔民。当初，那位一心向往香港的何阿梅，跟她的男朋友一起，看望了早年到香港的伯父。70多岁的老人，还得帮人家打工扫地，否则，就没得饭吃。伯父家的两个儿子，三十好几岁了，还讨不到老婆。老人家听说蛇口的渔民养老院还在开办，提出回蛇口安度晚年的要求。阿梅的男朋友，也去看望了他的亲戚。他原以为会有一笔收入，供他在港使用，起码也会有个盛情招待，可是，亲戚只给了他20元港币，才合六七元人民币，够买啥的？亲戚告诉他，没有更多的钱给他。这时，蛇口的渔家儿女，才真懂得了社会主义好。去一趟香港，等于上了一堂两个世界对比的政治课。不过，对于“多出来的人”，周德仔没有给他们办学习班，也没有给他们上政治课，他只是告诉他们：“水是故乡的甜，人是故乡的亲，山是故乡的美啊！”
蛇口渔业大队在对外开放、创办经济特区以前，仅有400万元家底。经过三几年的努力，增长了1．5倍，已达上千万元。它们也跟深圳沿海的渔村和农村一样，在衣食住行和其他物质生活方面，全部超过了香港那边的农村和渔村。这是香港——深圳两边的群众所一致公认的。
（四）
前些年，我国有种理论，叫做“富则修”。经济特区的现实，恰好做了相反的回答。宝安沿海的三次大逃亡，都出现在经济生活困难时期。困扰了人们二三十年的“老大难”：偷渡、外流风，恰好是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在特区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销声匿迹，退到幕后的。物质生活的富裕，不仅没有使他们“修”，而且大大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也增强了巩固边防和捍卫边防的能力。
物质，不是也可以变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