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高文艺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问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关于提高文艺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问题
冯　牧
赵紫阳同志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文化艺术战线的中心工作，是不断地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为了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有哪些方面是我们所要迫切加以解决的问题呢？对此，我提出以下一些看法，和大家商讨。
第一，有人认为创作发展提高的焦点是形式，我很难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它违反了文学艺术的规律。形式当然是重要的，没有形式的不断革新、不断丰富，文学想要提高是不大可能的。但说形式是第一位的、是决定性的，则不符合事实。有些作品形式很华丽、新奇，但内容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任何作家想要提高自己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使创作有所前进、有所突破，首先还是不断提高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能力、分析概括能力和表现能力。一切作家、艺术家，如果想要对生活中极其繁复和深刻的矛盾的发生、发展和解决，有深刻而形象的认识，就必须有敏锐的思想和丰富的生活阅历，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更离不开进步的世界观和社会观的指导。这些问题，只靠形式的移植或翻新，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总之，生活和思想，这才是提高文艺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的具有关键性的问题。
有些作家说：我所以能写出作品来，就是因为我从来不看理论，如果看理论就写不出来了。这话我认为是不合逻辑的浅薄之论。不看理论的人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世界观、社会观以至道德观。但他们的世界观、社会观、道德观不可能是深刻的、正确的。我们不应当以不读理论或厌恶理论为荣。世界上一切伟大作家，包括我们所尊敬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样一些老一代作家，他们有的很早就接受了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思想，有的虽然不是理论家，但决没有轻视理论。鲁迅自称用马列主义的火煮自己的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用它解剖自己，解剖社会现象。郭沫若同志是具有很深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泰纳说：
“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个做粗活的工匠，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个供玩乐的艺人。”外国的大文艺家也是注意理论的。
一个作家，在世界观上，在道德修养上，都应当站在社会的高处和前列，不要站在低处和后面。有些作品使人觉得很不舒服、很不优美，常常是由于作家的思想境界不高，满足于从一隅或一孔、从生活的低处来看待生活的缘故。我这样说，并不是提倡“主题先行”。现在有的作家把这种说法改了一种称呼，叫做“意念先行”。主题先行也好，意念先行也好，对文学创作来说都是不正确的。作为正常的文学创作，先确定作品的政治思想、政治意念，然后再来寻找人物，编造故事和形象，这样最终是要失败的。作品的主题思想或意念，不应当是讲出来的。演说式地讲出来的主题思想，不可能产生艺术效果，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作品的思想，只能通过生动的形象体现出来，从而使读者自然地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和影响。恩格斯强调作品的倾向性越隐蔽越好。这是反对作品的鲜明的思想性吗？当然不是，这只是反对那种简单的思想性，反对那种教训式的概念化的作品。最近我看了大连工人作者邓刚同志写的几篇小说，感到很高兴。我不能说这位青年作者已经很成熟了，但从他已经发表的一些作品来看，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有自己的艺术追求，有自己的独创性。他所以能够达到这一点，除了学习和修养以外，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他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经历，既有工人的生活经历、村镇的生活经历，还有“海碰子”的独特的生活经历，思想境界也比较开阔。我以为，
《迷人的海》是一部迷人的作品。它并不是迫不及待地用某种
“主题”、“意念”，比如所谓“代沟”问题，来教诲读者，虽然作者在创作中可能想到过这个问题。小说中的两个人物思想意识和生活遭遇不同，在情感上有很大差异，他们中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但在生活的激流的磨练中，他们在矛盾当中互相理解、互相认识了。他们在认识对方的同时也进一步认识了自己，通过对自己的认识也看到对方身上存在的那些美好的素质，最后走到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道路上来。这个主题思想也许并不很深刻，但却引人深思，它的动人的思想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大道理所能讲清楚的。所以，反对“主题先行”不是不要作家的思想高度，而是这种思想高度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讲大道理上，应是贯穿在观察生活、表现生活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富有思想性的艺术形象。
第二，要想使我们的创作水平不断提高，作家艺术家应当养成一种不断丰富生活积累和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习惯。我发现，有些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在写了一些好作品以后，他的新作中的生活气息越来越淡薄了，使人产生一种捉襟见肘的感觉，使人感到，他不是由于生活对自己有所触动和启迪，然后才进入创作过程，他是由于某种写作“欲望”才来进行创作的。他的作品常常使人感到只不过是一些破碎的生活印象的连缀。他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编故事。他的创作不象是形象思维的成果，而只表现为某种粗糙的工艺产品。一个严肃的作家，总应该有所追求，这种追求只能建立在自己生活的基础上。没有打过仗的，写打仗就有困难。在某种情况下，有时也可能写出不错的作品来，但总不如第一手的生活积累所孕育出来的形象、语言使人信服和感动。当然，除了生活积累以外，我们必须不断加强艺术上的武装。谁要是拒绝向古今中外一切艺术珍品借鉴和学习，谁要是拒绝向现代的一切有助于我们反映生活的流派的长处，包括现代派中某些流派的长处借鉴和学习，谁就是一个保守甚至是愚昧的人。我们决不全盘否定“现代派”；只是不赞成在借鉴过程中把它的世界观、艺术观体系也一股脑儿吸收过来；只是不赞成用存在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更不赞成用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来代替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当然，我们也不主张把现代主义文艺中那些破坏艺术规律的东西当宝贝吸收进来。为了使我们的文学发展得更快，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健康的、对我们反映现实生活有帮助的新的方法、技巧和手段。反对借鉴的政策是愚蠢的政策，但我们也不赞成为了止渴连毒药都喝进去的作法。我们要消化世界上一切新的、对我们有营养的材料，而不应当被他们所消化。有些青年同志理论修养不足，书读得不多，因而很容易被人家所消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和警惕的现象吗？
第三，谁也不应当否认，现在我们的创作正在迅速地向前发展。否定我们的创作正在走向繁荣的观点，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创作的主流是好的，这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但一个时期以来，在少数作家和作品中，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时代感，有某种程度的减退和削弱，这恐怕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有些作家为了所谓“保险系数”，宁肯绕过矛盾，寻找一种安全的途径来写作，从而出现了相当多的反映旧时代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写得非常精彩，象珍珠一样，也有一些则有着明显的陈旧色彩，好象箱底翻出来的旧马褂。几年来，经过拨乱反正，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极左的文艺观点，一个时期创作上的简单化、概念化大大减少了，但近一两年中，图解式的，简单地为某些政治概念、政治口号服务的创作现象又有所抬头，特别是电视剧。这是简单地看待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在创作上出现的苗头。在少数作品中，出现了偏离社会主义，偏离我们的革命传统，甚至出现了否定阶级分析、颠倒阶级是非、歪曲革命历史、丑化人民生活的倾向。有少数作者为了追求发表率，一味追求低级趣味，迎合某些水平不高的读者的需要。胡编乱造的风气现在还在发展。闭门造车，把外国作品改头换面抄来的现象，也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有一些同志甚至宣扬这样的观点：创作如果想要传世，不致于被迅速淘汰，只有走远离政治的道路。这并不是什么新思想。过去就有人宣传“间隔论”和“远离论”。“间隔论”包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比如，有些重大历史事件，有些极其尖锐复杂的生活现象，只有过了一定时期，才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和结论；有些生活现象，只有经过冷静的回顾和深刻的剖析，才能够准确地加以概括和反映，才能提炼出好的作品来。但所谓间隔，是指从自然形态的斗争生活到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要经过一段较长的观察、酝酿的过程，要经历时间较长的间隔，不是要作家和现实斗争生活间隔起来。如果远离政治，远离现实斗争生活，对此不关心、不观察、不酝酿，那么时间隔得再长，也创造不出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好作品。远离政治，就必然远离人民。因此，为了提高和繁荣创作，还要和种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和创作倾向进行斗争。我们不赞成文艺从属于政治，但是现在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极端，出现了自觉地有意识地绕开政治和脱离政治的现象。个别同志甚至把它概括为：背靠现实，面向内心。这些作者的生活视野越来越窄了，政治热情越来越减退了。我以为，政治热情对于作家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政治热情，不论写当前或过去的生活，都是不可能反映时代精神。
第四，民族化和群众化问题。现在有人写文章公开否定民族化、群众化的提法，这显然是同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方针背道而驰的。
我们既要不断吸收西方的好的营养，也要不断发扬自己的民族传统、民族风格。没有民族特点，我们的文学根本不可能进入世界。有些同志认为我们现在的作品所以不被西方所承认，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着“世界文艺”的“新潮流”走，比如不大力发展中国的意识流、荒诞派、抽象派，诸如此类。而我所遇到的一些善意的外国朋友却说，假如你们中国作品只是重复走西方走过的道路，一味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走，你们永远也不会被世界所承认。你写意识流永远写不过詹姆斯·乔伊斯，何况这些流派及其手法在外国也过时了。西方作家也在不断变革。所谓“现代派”，可能包括了几十种不同的流派，他们的思想不大一样，艺术特色也不大一样。但据我们所接触和读到的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优秀作家的作品，不管采用了什么样的新奇的现代派手法，其基调却大都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基本上还没有完全脱离现实主义，一个是具有强烈的、浓厚的民族风格。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果没有民族特点，就不可能成为大作家并获得举世公认。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民族化的道路。民族化不等于民族主义，不等于排外，不等于闭关锁国。民族特色也要不断发展，正象现实主义也在不断发展一样。我们要向西方的、特别是西欧十九世纪的优秀的作家学习，向他们的作品学习，向他们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学习，学习他们怎样认识生活，剖析生活，反映生活，影响生活，学习他们如何塑造典型形象。这是不成问题的。对这一点怀疑，那就成了“国粹”派。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珍重自己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珍重“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珍重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以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尽管有些国外学者对我们现代文学的成就采取蔑视、低估和抹杀的态度，但我们自己却绝不可以妄自菲薄。近几年，我读了一些外国作品，也去过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这使我增强了信心。我认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同世界文学所达到的水平并不存在很大的差距。为什么我们的许多优秀作品至今并不为世界所知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同时恐怕也是由于某些人的傲慢和偏见。有些人借口我们的文学有过于强烈的倾向性而加以拒绝和抵制，其实，欧美的许多作家，特别是那些比较优秀作家的作品，都是具有明显的思想倾向的。我们的作品还没有被他们所认识，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做大量的评介和文化交流工作。我们不无惊讶地看到：美国作家很少知道当代中国的作品，甚至有的人连鲁迅、茅盾、巴金也不知道。相比之下，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要多得多。基于这种了解，我们才能够说：我们能够创造出得到全世界承认的文艺作品，能够攀上人类文艺的高峰。对此，我们既要有雄心和信心，也要有谦虚的精神。我相信，在本世纪末，正象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产水平翻两番一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也能取得与此相适应的成就。我们相信，我们的精神文明将会和我们的物质文明同步前进。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目前活跃在文坛上的优秀作家、艺术家身上，寄托在现在刚刚走上文艺道路，但已经树立了正确的方向和决心的广大青年作家、艺术家身上。
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坚定地沿着群众化、民族化的道路前进，我们的文艺事业是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的。
（本文是作者即将发表在《文艺研究》第十期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性质和提高创作思想艺术质量问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