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冯乃超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敬悼冯乃超同志
锡金
突然接到乃超病逝的电话，便和适夷等同志匆匆去探望了声韵。看到素来柔弱多病的声韵那样镇定自若，从从容容地和她的亲属商议着料理乃超的后事，我不敢以自己的哀戚感染于她。
回想我和乃超的最后一面，是8月中旬的事了。那天，穆立立打电话来要我们去与乃超夫妇合影。我们去时，乃超正在吸氧。他说：“没有关系，一会儿就好。我耳朵能听，嘴巴能讲话，可以谈天嘛。”我遵命坐下，他又嘱咐声韵拔掉鼻子里的插管；声韵有些迟疑，他说：“没事了，我完全恢复了。我自己知道。”声韵就给他把管子拔下了，我们一起把氧气罐搬回卧室，由立立用闪光给我们合摄了几张照片。乃超的最后一篇遗文，应该是他给《社会科学战线》写的《悼木天》，写的是他们在东京时的交谊，这是他在今年春天力疾完成而发表了的。他的还有一篇未发表的遗文，则是由我代笔的《文学革命运动、左联的点滴回忆》，约二万余言。
说到我和乃超的相识，那很偶然。那时是1935年（他是1932年冬奉党的命令荫蔽在武汉的，我是1934年冬到武汉就业的），已经是四十八年前的事了。我的得识乃超，是由于我那时在财政厅当第一科科员，乃超在民政厅当选举股股长。两个厅的大办公室都在大楼正中的二楼，总门正好相对的。门一开，乃超的办公桌正好与我的办公桌相对。我那时的工作，只须把各县的囚粮与恤金的报销册子转去审计处审核，填写些油印的公文，所以很清闲。我每天有五份报纸，三份是当地送的，另外订了一份上海报一份天津报，此外还有零星各地寄来的书刊，桌上经常有一大堆，闲着就喝茶、抽烟看书报。乃超的选举股也没有什么经常的公事要办，——国民党那时哪里搞什么选举？我只记得他筹备过一次什么选举，那还是到鸡公山去搞的，他曾来信要我陪同声韵到那里玩。——他闲着，便走过来向我借书报看，这样我们便认识了。那时他叫冯子韬，我还不知道他就是乃超。
我们相熟了，他便邀我去紫阳湖他家中过星期天。记得第一次他从书架上抽一本商务版的蓝皮金字的《汉译世界名著》本法国安德烈·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让我看；是不是傅雷译的我记不清了，反正后来为了莫罗阿我和傅雷吵过架，虽然我们一直是很好的。乃超故意说这本书写得好，我读了说不好，这样便发生了争论。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争论会，人员三人，还有一人便是声韵。她有时在乃超一边，有时在我一边。他让我读的书还有《马哥博罗游记》之类。我们还一同过江去看外国电影
（那时我们不看中国电影），回来接着开争论会。现在想起来，乃超是通过这个方法，对我作了悉心的培养的。那时我觉得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大哥（他比我大十四岁），十分博识；声韵也是对我亲切关怀的大姐，所以自己写了些习作也送去向他俩求教。乃超告诉什么应该写，什么不要写。我们也谈到些有关现代文学的问题，我觉得他对创造社的事情特别熟悉。有一次我问他：那位冯乃超不是后来“穷愁潦倒，跳黄鹤楼自杀”了吗？他笑了，说：
“那是不知道什么人造的谣言。我活着，就在你面前，我就是冯乃超。”我问他鲁迅在《文艺与革命》末尾引了他的剧本中的小偷和妓女的台词，是什么意思？他又笑了，说：“那时我们很幼稚，也狂妄，想教育鲁迅，是鲁迅教育了我们。那个剧本也幼稚，它的末尾是从一个外国剧本抄的。怎么能靠小偷和妓女来干革命呢！鲁迅一把抓住了，他抓得好，抓得对。”我本来对党是有认识的，由于乃超的缘故，就和党更接近了。这样，在抗战发生后，我们进行了多次合作。
我还应该记下乃超对我的另一次教育。李伯刚同志那时也在民政厅工作，担任什么科的科长。他买了些旧木料盖了个新居，我那时未和他相识，由乃超来邀我去他家饮新居落成酒。我是听乃超的话的，去了，席上只有三人同饮。我喝多了酒，不知乱七八糟说了些什么狂言。第二天，乃超在路上问我伯刚同志给我的印象如何？我说：是一位恂恂长者。乃超说：“你自己说了些什么还记得吗？”我说忘记了。乃超说：“伯刚嘛，是老前辈。”他问我知道二七大罢工吗？知道谁谁谁吗？我说当然知道。乃超说：这些可尊敬的革命者，在二七大罢工中都是由伯刚领导的。我说：“啊呀，我说了什么？你告诉我，我以后不这样说。”乃超笑了笑：“你自己去想去。以后要学伯刚那样的谦逊，年青人切不要学会狂妄！”乃超一直没有告诉我那天说了些什么。伯刚同志后来还来找过我，我问他，他也只是笑笑，不肯说。这个烙印给我打得很深，直到现在，伯刚和乃超同志都先后成了古人，他们留给我的谈笑风生的音容是不可磨灭的，总是那么谦和，总是那么慈祥。
1983年9月24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