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婷出院之后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陆文婷出院之后
李百臻
警世之作引起的社会反响是巨大的。有时连作者也很难相信“余音”竟会“绕梁”多久。据说这是艺术魅力使然。但是艺术是食人间烟火的。新中国婚姻自由的青年大概很少有人写信询问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近况；李连杰也绝不会替唐吉诃德担忧。我据此断定，好多知识分子之所以至今耿耿于本文标题中的问题，大概还在于问题本身就是社会现实中某些点和面的投影。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遂援《水浒后传》、《红楼后梦》之例，构思一篇《陆文婷出院之后》，附于凤翼骥尾。
话说陆文婷病愈上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春风自然已吹进了医院。虽然一切均待“进一步落实”，“委以重任”、“政治待遇”、“有职有权”诸项也尚属“下回分解”的“后事”，但傅家杰整天念叨的那个“再有六平方”总该有眉目了。从此他再也不会因为占用台灯写论文，必须用书本去挡灯光了。正当我写到傅家杰欣然走向自己那新分到的六平方米小书房时，忽然见到《人民日报》上关于获得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特许化学家”称号的天津市特等劳模，河北工学院化工系教授邹仁鋆，晚上写书到深夜，其妻只好带上黑眼罩睡觉的报道，我的笔一下子停住了。尽管这类小事不足以成为衡量“落实”的唯一标准，但报纸上披露的江永絮、韩庆生等人的遭遇不是比“黑眼罩”更能反映出一些地方严峻的现实吗？于是我不得不重新考虑：面对着我写就的“花好月圆”、“一帆风顺”的情节，会不会出现什么曲折了。
鲁迅先生写《幸福的家庭》，以主人公的一堆稿纸给孩子拭眼泪和鼻涕告终——那是时代的悲剧。作家谌容从生活的逻辑出发，给《人到中年》一个光明的尾巴，这是令人信服的。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光明的尾巴”变成
“光明的起点”，而社会制度和党的政策正是出现这种光明局面的根本保证。愿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都能自觉地想到陆文婷出院之后，积极地贯彻落实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