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
本报记者述评
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于1983年9月16日至23日举行。孙冶方同志在《我的遗言》中说：“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遵照他的遗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发起，在孙冶方同志的故乡江苏省无锡市召开了这次讨论会。
孙冶方经济理论的贡献
来自28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学家、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一致认为，孙冶方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经济理论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
（一）提出用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是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准则。他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要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发展生产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在于如何用改进技术、改善管理的办法，使少数落后的企业的劳动消耗量（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向大多数中间企业看齐，使大多数中间企业向少数先进企业看齐，而少数先进的企业又如何更进一步提高。这是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的康庄大道。
（二）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考核企业经营管理效果的综合指标。他认为，社会主义利润是物质生产部门的职工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公共需要而创造的一部分财富。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完全是同义语，抓住了利润指标，就如同抓住了“牛鼻子”一样，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只要订价合理，企业通过革新技术、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的途径取得的利润越多，表明它对社会提供的物质财富越多。
（三）主张改革“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设备管理制度，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农业。他认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任务，重点应放在抓好原有几十万个企业的技术改革。新建企业总是只占少数，原有企业才是汪洋大海。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速度就能快，效果就能好。“基数大，速度低”的说法，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不是规律。
（四）提出搞好流通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必要条件。孙冶方同志是我国最早批判“自然经济论”和“无流通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称为计划经济，不仅仅是因为企业的内部的生产是有计划的；更重要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供产销关系即流通过程或市场，也是有计划地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流通过程的计划化。
（五）主张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孙冶方是我国积极倡导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家。还在1956年他就著文主张改革经济管理体制，1961年又从理论上论证改革经济体制的必要性，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明确提出，财经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即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同时提出它们的权责划分的数量界限。他主张计划管理应当注重价值指标，充分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实践性
与会代表认为，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他的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同时又力图把理论化为具体措施，用以指导变革，真正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效地发展。孙冶方的“最小——最大”的理论，是根据过去经济建设中浪费严重、效率不高的弊端而提出来的。还在五十年代，他就尖锐地指出，我们经济建设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只讲费用不讲效果，或只讲效果不讲费用，把“不计工本，不计盈亏”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应有的气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我们的经济工作“反对讲最小最大，反对讲经济效果，空讲政治挂帅，空讲阶级斗争，结果走到反面，变成了最大最小”（用最大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小的有用效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有远见的。现在，我们党已经明确地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赵紫阳总理说：我们讲经济效益，首先应当明确这样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要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
与会者认为，孙冶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也是从我国的经济建设实际出发的。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内，我国的经济管理不大注意体制改革问题，即或改变经济管理体制，也只是在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上兜圈子，改来改去总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孙冶方同志很早就看到过去经济管理的弊端，并且明确提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提出按资金价值量来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原有资金价值量范围内的事是企业应该管的“小权”，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范围内的事属于国家应该管的“大权”。国家对“大权”范围内的事必须严格管理，不管或管而不严，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乱套；而对于企业“小权”范围内的事，国家则不应过多干涉，否则就会把整个国民经济搞死。这种责权划分的理论，虽然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但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首先他强调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独立核算的生产单位，应该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充分发挥几十万个企业的积极性。其次，这种责权划分，有利于改变旧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从而加快我国生产的发展速度。现在，国家也已经把有步骤地有重点地进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方针。
孙冶方经济理论要在实践中发展
与会代表认为，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基石是他的价值论。在“左”的错误思潮发生严重影响的历史时期，孙冶方同志针锋相对地提出一套价值论与“共产风”相抗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孙冶方的价值理论仍有美中不足之处。有些代表认为，这主要是忽视了现阶段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在现阶段，无论是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还是全民所有制内部国营企业之间，国营企业与职工个人之间，都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劳动事实上不能完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产品的个别劳动消耗也不可能直接计算，因此，个人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仍然是商品，商品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仍然起调节作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包括指令性计划在内，如果不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也不可能顺利实现。这个事实说明，孙冶方的经济理论要在实践中继续完善和发展。
与会代表指出，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即使是正确的理论，也不可能终结真理，它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也不例外。他的理论有一些是正确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有一些是正确的，要付诸实施还要创造若干条件；有一些理论虽然有若干正确的成分，但又存在某些不周全的观点；还有一些则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作某些修正。所有这些除了方法论上的原因之外，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因此我们应该把孙冶方的理论加以发展。事实上，孙冶方同志本人也是在这样做的。他根据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对过去关于利润分成、奖金问题的观点作了修正，对一些理论观点（如全民所有制企业产品实现问题）作了新的发展。他在理论研究和探讨中，强调“存同求异”，提倡指名道姓地批评，其实质都是要把自己的经济理论向前发展。本着这个精神，与会代表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社会主义商品和价值规律、社会主义流通、固定资产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效益、企业权限、社会主义价格形式和生产价格、统计制度和方法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各自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