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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版()
专栏：

《包氏父子》从小说到电影
沈承宽
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谢铁骊根据张天翼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包氏父子》放映后，不少观众（包括一些青年观众）反映：这部影片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旧社会，但很有现实意义，对今天的青年和他们的父母仍有教育作用。一部反映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作品能使今天的观众感受到现实意义，并非偶然。《包氏父子》从小说到电影，从原作者到编导者都遵循了从生活出发，注意塑造典型人物，力求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再现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风貌、人情世态。观众不但能从中形象地认识旧社会，而且可以从包氏父子的悲剧中汲取教训。
张天翼创作《包氏父子》距今近五十年了。那是1934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二·九”运动前夕），当时中国人民一方面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一方面受到国内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广大下层劳动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毫无地位，如果不起来进行阶级的、民族的反抗斗争，就没有任何出路。在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张天翼要求自己的写作是为“促进消灭黑暗的社会制度”“起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是要“告诉读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
（《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前言》）他创作《包氏父子》，是想诉诸读者：劳动人民企图让自己的子女通过上学读书、当官发财，以摆脱自己的贫困地位，这是根本不能实现的妄想。老包的悲剧不仅仅在于他“望子成龙”，儿子不肯争气，而是在于他不了解那个黑暗的社会根本不容许下层的劳动者爬上去——要么，他们爬了上去，当了官，与当时的统治者同流合污，反转来欺压包括老包在内的劳苦大众，要么就被这个社会所腐蚀、排挤掉。小包是个想爬而未能爬上去的典型。作者通过这一悲剧，揭露了旧社会统治者用各种手段奴役、毒害劳动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包氏父子成为被这个社会毒害的牺牲品。
在《包氏父子》中，作者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批判、讽刺了作为劳动人民老包身上的“阿Q性”。对于老包的苦难生活，作者是同情的，但是对于他一心向上爬和种种愚昧、无知、懦弱、怯拙的表现，作者又是加以揶揄和讽刺的。因此，这是一个悲喜剧的结合，一个带有幽默味道的辛酸故事。小说发表后当时就引起了读者较强烈的反响。今天，好几位三十年代的读者都曾谈起，当时读到这篇小说后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很有普遍性，看着他们好象都“似曾相识”。据谢铁骊同志说，也是因为这一点触动了他。他是在三十年代，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读过这篇小说的。当时在感情上曾引起他强烈的共鸣和激动，因为他感到在他的亲友中就有类似作品中的人物。对于这些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深有体会。多年来他一直难以忘怀，总想把它改编成电影。
由于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是编导者所熟悉、了解并深有体会的，小说中的环境就是编导者的家乡——江南的小城镇，所以他感到在改编时对于需要补充、加工的内容，很容易就想象出来了。我们从影片可以看出，编导者不仅做到了忠实于原著所表现的那个时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和氛围，并赋予它浓郁的地方色彩，从而使主人公所处的这个城乡相通、农商共居的生活环境比原作更富有立体感，更典型化。同时，在人物形象上比原作也更丰满，更富有典型性。例如影片中小包和阔家子弟郭纯等走在热闹的街市上，遇上老包喊他，他气急败坏地“训斥”老包：“以后不要在路上叫我！”而当小包好不容易巴结上郭纯一伙，参加了球队，他为了向老包要钱买球衣，却破天荒地连声喊起“爸爸”来！（影片在这时用镜头特别突出地表现老包听见儿子叫“爸爸”竟“受宠若惊”似地激动得热泪盈眶的情景）这是原作所没有而编者所加的神来之笔，它把两代人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更突出，更富有普遍意义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小说的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已不复存在，但包氏两代人的典型形象，两种迥然不同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态度，以及他俩之间令人啼笑皆非的关系，却能给人们以启迪，引起人们种种联想，使人们从中找出各自可资借鉴的教训。如此，这一反映三十年代生活的作品，就不仅只是让观众认识、了解过去，而且有了它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