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脊梁——读短篇小说《荒原作证》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北大荒的脊梁
——读短篇小说《荒原作证》
何志云
北大荒某农机具制造厂的中年工程师方婉之，正面临着人生的一次严峻的抉择：在一百多台外国自走式联合收割机，象一条钢铁巨龙开上了北大荒的土地之际，她不得不和其他几个人一起来决定厂子的命运——是办下去，还是打报告解散……。
对有些人来说，答案是简单而明确的：既然我们比外国落后，既然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农机具，“还要咱们这个厂干什么？”但对方婉之来说，这种决断实在是过于严峻。因为——荒原作证——她二十多年前，曾在荒原上对王震将军发过誓，决心为发展中国的农机具制造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她的一生，
“同北大荒，同大型联合收割机，永远、永远地焊接在一起了！”因此，在这个严峻的时刻，她在北大荒度过的那些岁月，连同她经历过的所有欢乐与苦难、爱与恨、憧憬与失望，便一起涌上了心头。
梁晓声的短篇新作《荒原作证》
（载《丑小鸭》1983年第8期）描绘的这个故事，也许称不上惊心动魄。但他致力于刻画方婉之委婉曲折的心理，并把这种对特定的个人的独特心理的展示，放到时代与历史的高度加以观照，于是，透过方婉之的闪光的心灵，人们看到的是一代北大荒垦荒者的磊磊风骨与动人魅力。
方婉之此时此刻的这些心理波折，是十分典型而真切的。作为一个在北大荒的神圣事业初创时期，由王震将军亲自任命的农机工程师，她不仅把自己的全部青春和热情，奉献给了中国的农机事业，而且，还在北大荒的土壤上埋葬了亲爱的丈夫。她怎么能忍受外国联合收割机的履带耀武扬威地碾上自己的脚背这样的现实呢？方婉之的所有哀怨、压抑和痛惜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农垦局长毫不客气地批评她的那样：“我们落后，这是现实！不是谁能不能忍受的问题，而首先是敢不敢承认这个现实的问题。”只有敢于承认现实，才谈得上去改变现实。方婉之当然不是在反对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但是，仅仅停留在一种“难以忍受”的心情上，而不是把这种心情转化为、升华为清醒的、踏踏实实的自强精神，这对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都未必有什么大的益处。可贵的是，方婉之作为北大荒一代垦荒者的代表，毕竟显现出了一种别样的襟怀和魄力：她把属于个人的种种恩怨、爱恨统统搁置在一边，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北大荒和内地之间，在艰难的条件下，为中国自己的大型联合收割机而坚韧奋斗着，最后，甚至心甘情愿地充当失败者的形象，在外国人面前维护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方婉之的这种不为可以花钱买到人家的东西而高兴，也不为落后于人家而绝望的精神，这种不计个人恩怨荣辱，在困境面前不变理想的初衷，以踏实的富有创造的劳动实践着誓言的精神，使她犹如顶天立地的脊梁，支撑着北大荒的神圣事业。在这种精神的映照下，那种照着外国人的葫芦画葫芦而沾沾自喜的人，那种因为开上了外国的先进农机具而心安理得的人，那种在事关国家与民族的尊严的时候，没有志气同外国人一争高下，却热衷于内部勾心斗角的人，无不黯然失色，显现出全部的卑微与浅薄来。这正是今天应当加以褒扬和歌颂的精神。
作为一个人，方婉之的命运确实带着浓重的悲剧色彩。但她那充满坎坷和波折的二十年生涯，并不是一种孤立而偶然的产物，它联系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艰难脚步，反映着我们民族的独特道路和严肃的生活教训。当我们看到方婉之的爱人——农机具制造厂的第一任厂长——居然把生命牺牲在“小镰刀打败机械化”的荒唐挑战中时，看到将军亲手种下的柳树，遭到了“造反有理”者的无理讨伐时，看到方婉之虽然设计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联合收割机，但不得不用木头、苞米秸和牛皮纸来做模型时，我们不禁感喟道：这就是中国无可讳言的历史与现实。但梁晓声却没有使自己的笔触停留于对生活的一般化的感喟和对方婉之的命运简单的同情上，而是着力去刻画和展示她对北大荒的事业的耿耿忠心和各种紧要关头的凛然正气，因此，方婉之的命运带着对于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强大凝聚力和概括力，给我们的不是怜悯和感伤的情绪，而是深深的启发和强烈的感奋。她与北大荒的那种神圣崇高的契约，她那为祖国、为民族承受的牺牲，特别是她在现在的那种毫不屈服的自强精神，展示出来一代新中国建设者的可贵素质，从而使这篇短篇小说，被赋予了一种悲壮激昂的品格。
梁晓声是以描写北大荒的生活走上文坛的。他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以对北大荒土地的深沉的眷恋和对逝去了的岁月的辩证认识，别开了知青题材创作的新途径。《荒原作证》把视野从知青身上转而投向北大荒的中年垦荒者，对北大荒的生活作了新的探索，这是一种创作上的新开拓。知青出身的青年作家，应该更广阔地开拓自己的视野，在描写青年一代的同时，密切地关注和反映社会的其他各色人物，尤其是那些支撑社会的脊梁的英雄人物。我们觉得，梁晓声在这方面的努力，比之创作出几部新作，似乎更为可贵，更令人为之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