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院学报载文笔谈 对左宗棠的评价 [复制链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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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院学报载文笔谈
对左宗棠的评价
1983年第3期《湖南师院学报》，发表了八篇“笔谈左宗棠”的短文。该刊编辑部在按语中说，希望通过切磋争鸣，对左宗棠作出切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
赵世培在《不必替左宗棠找“帽子”》一文中说：左宗棠的前期，是个杀人盈野、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是统治集团中一批重要的反动人物之一；他的后期，是个顺乎人心、功在民族的爱国者，是统治集团中少量可数的进步人物之一。显然，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其后期是主要的。作者认为，必要时应当对他的各个方面作出具体和切实的评价，但不必当作帽子戴。
王承仁在《左宗棠的“亲法派”帽子应该摘掉》一文中说：左宗棠在前期，有勾结和依靠法国侵略者的一面，有亲法的倾向，但还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亲法派”的程度。他在浙江勾结法国侵略者，组织“常捷军”镇压太平军，这是当时清政府“借洋兵助剿”的反革命政策的一个表现。福建船政局创办时，左宗棠重用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使船政局出现“事资洋员、制资洋法、料资洋产”的严重情况。但左宗棠在主观上确有“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和“能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的指导思想。他在主观上还不是为了迎合法国侵略者的需要，而是企图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军事工业，使中国走上强盛的道路。
左宗棠在对外国侵略的态度上，一贯与李鸿章不一样，是硬骨头，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不仅反对沙俄、日本、英国的侵略，也反对法国的侵略。他在中法战争中的行动证明了他不是“亲法派”，而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皮明庥在《左宗棠功大于过》一文中说：这两个侧面，一为反动派，一为爱国者，却统一于左氏之一身。人物总是立体的、多侧面的，而不是平面性的。一种片面、僵硬的推导——封建统治者即卖国者、儒家必然卖国等等，曾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其实，历代封建统治者只有镇压或统治人民的共性，并不具有对外卖国的共性。对于那些为中华民族独立、为祖国领土完整而作出了历史贡献的人，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就象不能认为岳飞镇压了杨么，而否定其抗金的作用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左宗棠镇压了太平军、捻军，而否定或降低其在恢复新疆中所建树的历史功勋。
崇汉玺在《左宗棠是改革者》一文中说：在收复新疆的事业中，左宗棠也是一位改革者。进军前夕，他首先抓了精兵这个关键。在收复新疆军事行动过程中，左宗棠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也做了不少的改革工作。政治上的改革，首推对新疆建省的筹置。新疆建省，虽然完成在左宗棠离开西北之后，但基础的奠定和条件的成熟则是在他收复新疆之时。左宗棠在政治上的改革，还表现在提出了平等待回的主张，提出“以平待回”的民族政策作为一个长治久安的国策。在恢复新疆经济、减轻人民负担方面，他也提出了富有改革意义的一些政策。一是实行“听民自占”无主耕地的政策，二是改革税制，将田分九等，革除丁口税，代以“按亩升科”的十一税一法。在文化教育方面，他革除了教育权掌握在阿訇手中的那种只有宗教教育的老办法，指令各地兴办文学，废除只读宗教经文的教育内容，多次颁发与内地蒙童学习内容一样的课本，他对西北地区科举录取名额也加以扩大。
董蔡时在《左宗棠晚年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引用了左宗棠的一些言论说，他主张企业商办。第一，左宗棠把办理民用企业作为国家开源厚生的手段。第二，在“教民兴利”而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指导下，鼓励支持商办企业，反对官办企业。这一方面与他的利民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也吸取了李鸿章等力主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累遭失败的教训。第三，中国民间资金不足，“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的原则，是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
作者还举例指出，在经济领域中，左宗棠贯彻了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把办理近代企业作为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挽回国家利权的手段。左宗棠还在1882年坚决反对洋商在中国开办工厂。由于这次保卫祖国权益斗争的胜利，把列强在通商口岸掠夺设厂制造权，推迟了十多年，维护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周学舜在《爱国是左宗棠的思想核心》一文中说：左宗棠出生于“寒素”的三代秀才家庭，曾三次赴京会试，累遭落第，才绝意科举。他受贺长龄、熙龄兄弟的教育影响，从十七岁起，就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鸦片战争发生，他力主抗英救国，与前线抵抗派林则徐等同呼吸。后来琦善奸谋误国，他十分愤慨。他读了魏源的《圣武记》和据林则徐主译的《四洲志》扩充的《海国图志》，更加激发了爱国热忱。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平新疆阿古柏之乱，粉碎了英俄妄图将新疆分裂出去的阴谋。中法战争发生，左宗棠等上书弹劾卖国投降的李鸿章，后来，病死于抗法战争前线。
耿仕信在《为什么会出现左宗棠这样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一文中说：这是有其产生的深刻的社会条件的。其一，左宗棠生活的年代，处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时刻。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产生了左宗棠这样的人物。其二，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基本上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萌发，伴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而形成。其三，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界标，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有明显的变化。在此以后，清政府完全成了“洋人朝廷”，再没有可能出现象左宗棠这样的人物。
杜经国在《从方法论的角度谈对左宗棠的评价》一文中说：左宗棠力排李鸿章等人主张放弃新疆的怪论，如果不是左宗棠挺身而出，与外国侵略者作殊死斗争，那么，祖国的这一片大好河山（新疆）必将化为异域，沙俄很可能早已在玉门关外虎视眈眈了。
作者还指出，到了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内容较之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要从根本上抵御外侮，就必须学习西方，走革新发展的道路。与李鸿章之类的洋务官僚千方百计排挤和压制民族工业发展的做法不同，左宗棠认为官办、官督商办可暂不可久，以后均应交商办。左宗棠在甘肃经办洋务时，还处处强调一个“试”字。左宗棠是完全可以和林则徐并列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羽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