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部分文艺理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 批评《崛起的诗群》提出的错误主张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动态

吉林省部分文艺理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
批评《崛起的诗群》提出的错误主张
徐敬亚同志的《崛起的诗群》（刊《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发表后，一些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就该文提出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最近，吉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和吉林省社联文学学会，邀请本省的部分理论工作者讨论《崛起的诗群》。与会同志批评了徐敬亚同志某些偏离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以及一系列与社会主义文艺相抵触的美学主张。现将讨论中提出的几个问题综述如下：
（一）现代倾向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
（1）徐敬亚同志认为，我国文艺界曾经存在一股“批评不倒，扼止不了”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特别是“具有现代倾向的新诗潮，与同时在中国兴起的其它艺术门类中的现代萌芽一起，归入了东方和世界现代艺术潮流”，甚至断言，我国文艺的“现代倾向总要出现，不在今天，便在明天；不由这一代青年开始，也要由下一代青年人开始。”与会同志指出，徐敬亚同志把现代倾向不仅当成当前、而且当成未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这就从根本上混淆了社会主义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的原则区别。我们和徐敬亚同志的分歧，不仅是如何评价现代派的问题，而是在文艺领域举什么旗帜的问题。
（2）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文艺必须是社会主义文艺，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按照徐敬亚同志的意见，现代派艺术“表现力的完美化与一部分落伍的读者”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提出了新诗创作“分化”说，即现代派新诗是“适应更高一级的欣赏需要”的，而那“一部分落伍的读者”则只能看“半诗半歌”的东西。这种“分化”说，不仅把诗歌与其他艺术样式对立起来，而且也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这不是把新诗的发展提高到现代水平，而是拉回到类似封建时代那种专供少数贵人玩赏的宫廷艺术、宫体诗的水平。这是违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宗旨的。
（3）《崛起》一文在分析现代主义文学流派、风格形成的必要前提时写道：现代派作家应具有“独特的社会观点，甚至是与统一的社会主调不谐和的观点”。许多同志指出，象这样明显错误的观点，如果不从立场和世界观上找原因，仅仅认为是探索中的失误，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社会主义文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艺术流派，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艺术主张，但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
（4）徐敬亚同志说，现代派青年诗人的主要艺术主张是表现“自我”。艺术作品应有独一无二的个性，没有个性的作品是没有生命的，所以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表现自我”。但徐敬亚同志却说“诗是诗人心灵的历史”、“诗人创造的是自己的世界”，诗人对“自我”以外的一切都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对过去生活的回答是四个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除“自我”以外的一切，诗人要表现的当然就只有一个赤裸裸的“自我”了。“自我”等于一切、包容一切，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标榜自我”的旗号，主张诗人要以在人民之外甚至人民之上的态度去写诗，这将把我们的诗歌创作引到哪里去呢？
（二）不能用现代主义取代现实主义。
徐敬亚同志认为，“现代倾向要发展成为我国诗歌的主流”；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与现实主义描写外部的特征是根本对立的。”“严格说，诗歌创作中似乎从来不存在标准的现实主义原则”。
现实主义是否已经过时了？它在诗歌领域是否将要被现代主义所淘汰和取代？许多同志指出，徐敬亚同志的观点显然是轻率的，没有根据的。中国文学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乃至元、明、清三代的戏剧、小说；西欧文学从荷马史诗到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是一以贯之的。如果按照徐敬亚同志的结论，屈原、杜甫、白居易、陆游，包括鲁迅在内，岂不都无从评价了。
关于现实主义“过时”论、被“取代”说，实际上并非始于今日。本世纪初西方的某些理论家就曾预言，“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将从文学词典中消失。但事实恰恰相反，历史的指针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现实主义几经考验，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不可逆转的浩荡的文学潮流。即或在英、美、法、德等国，进入七十年代之后，现实主义的复归与现代主义的衰落已是世所公认的事实。徐敬亚同志断言，从中国兴起的现代派萌芽，已经“归入东方和世界现代艺术潮流”，把现实主义说成与诗歌无缘和过时，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三）不能否定民族文艺传统。
（1）徐敬亚同志认为，中国的古典诗歌都是些“诘屈聱牙的古调子”，民歌是“封建田园牧歌”，而建国以来的诗人则是“小生产歌吟者”，因此，他主张新诗人要“以否定传统的面目出现”。我国的文艺是在我们自己民族文艺的基础上发展，还是全盘照搬外国？鲁迅正确地指出，要“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待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仿佛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实行“拿来主义”，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方针。徐敬亚同志否定本民族文艺传统，对现代派文艺则持全盘肯定、全盘接受的态度，认为中国古代艺术“病态”、“单一”，要以现代派的审美意识“改造”中国诗人的气质，“调整”民族的鉴赏心理。这就不是“拿来主义”，而有被人“拿去”的危险。艺术，必须首先是本民族的，然后才可能是世界的。文艺发展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既不能搞国粹主义，认为中国的一切都好；也不能照搬外国，认为外国的一切都好。总之，照搬是没有出路的。
（2）在旧体诗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是总结“五·四”以来的诗歌创作经验提出来的。建国以来，有相当多的诗人，包括象郭沫若这样的大师在内，都从事过在旧体诗和民歌的基础上创作新诗的实践，而且产生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作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贡献。当然我们说在旧体诗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方法，不同的作家可以有不同的写作方法，但决不是象徐敬亚同志说的那样否定传统，在我国推行现代派。
这次讨论既严肃、中肯地批评了《崛起》一文的错误主张，又注意了批评的态度和方法。批评是有分析的、充分说理的，允许发表和保留不同意见。徐敬亚同志应邀参加了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评。
（杨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