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差异”指出来是有必要的——与《闲话“比较”》的作者商榷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把“差异”指出来是有必要的
——与《闲话“比较”》的作者商榷
向荻　费犁
今年夏天，北京放映了日本故事片《典子》，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典子那种身残志不残，以顽强毅力克服重重困难的强者形象，深深打动了青年的心。同时，由于典子的遭遇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张海迪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少青年自然地把她们联系在一起，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典子的思想境界与张海迪有什么不同？
《北京青年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几篇小文章，把典子与海迪做了一番比较。不料，10月3日《羊城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闲话“比较”》的杂文，不以为然地说：“有人看了电影，就花了力气写文章把典子与张海迪来比较一通。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自扰。虽然典子与张海迪所处的社会环境很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会损害她的强者形象”，“在这种差异上作文章，并进而比出一个典子不如张海迪的结论来，这种苟求于人的比较法，无非是‘左’的习惯在作怪。”
“有人”未详何指，但既然我们在“花了力气写文章……比较一通”之列，既然这“比较”被提到“‘左’的表现”的高度加以抨击，我们就不能不说几句话了。
《闲话》作者是承认典子与海迪之间存在着“差异”的，可见他也做了比较——他并不一般地反对“比较”，他反对的，是在“差异上做文章”。那就是说，比她们的共同点，是可以的，比她们的“差异”，则是不可以的，否则，就是“‘左’的表现”。
“差异”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当然就可以比，问题在于怎样比。我们的文章只是指出了一个客观事实：海迪的行动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基本动力的，而典子则不具备这种思想。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典子就不可以学习，更不是说典子必须具备共产主义思想——如果“有人”在“差异”上这样“作文章”，那当然是“苛求于人”，是“‘左’的表现”。但《闲话》反对的却是指出她们思想境界的“差异”本身，这就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了。指出海迪与典子的思想“差异”，目的是帮助广大青年区分共产主义与其他思想体系的区别，使他们既可以从她们两人共有的强者形象中得到自强不息的激励，又可以着重学习张海迪所特有的共产主义精神。这对广大青年是有好处的。
可惜，这在《闲话》作者看来，不过是一种早该抛弃的“陈规老例”。他继续写道：“去年美国影片《冰峰抢险队》上映后，有人也曾把那个舍己救人的老护林人与雷锋作过一番‘硬比’……但人们不禁想趋前聆教了：老护林人也是劳动人民，他身上的人道主义光彩和美好品质，难道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不相通？”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人道主义，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道主义者，事实上并没有“通”到共产主义方面来（从影片提供的文学形象看，那位老护林人同样如此）；即使有的人确实可以“通”到共产主义，在他们尚未“通”过来以前，指出这个事实，告诉青年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后兴起的资产阶级思潮，与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异”，又有什么坏处呢？
看来，我们与《闲话》作者的分歧，并不在典子、老护林人与海迪、雷锋能不能“比较”，而在于应该不应该向广大青年指出不同思想体系、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在作者看来，这是没有必要的。这从下文可以看得很清楚：“有同志看到服务行业服务差的现象，每每对比一下国外的印象，诸如说话和气、礼貌殷勤之类。这种比较本可以促人警省，但末了却非添一笔不高明的‘补白’，无非说人家客气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或出于竞争而不得已云云。既如此，那么‘诚实的蛮横’与‘虚伪的礼貌’究竟哪个更好？对于顾客来说，与其钱被蛮横地赚去，倒宁可买个高兴”看来，只能称赞资本主义商业服务态度好，到此为止，不能再“比较”下去了；如果一定要在不同经济制度的经营“目的”这个“差异上作文章”，那又是“‘左’的表现”了。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资本主义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吗？难道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动力不是“竞争”吗？连这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都成了多余的“补白”，哪还有必要向广大群众区分两种经济制度的界限呢？逼着读者在“诚实的蛮横”与“虚伪的礼貌”之间选择一个，那岂不是说，世界上只能有这两种服务态度，新的社会主义商业注定只能是“诚实的野蛮”，而不可能有“真诚”的“礼貌”了吗？那岂不是说，只能向资本主义学习那种“虚伪的礼貌”，而不能向社会主义的服务行业提出比这更高的要求了吗？
简单化、贴标签、生拉硬扯，拒绝学习外国的一切好东西，这不是党的方针；但是，不区分共产主义思想与其他思想的界限，不提倡和宣传共产主义精神，同样不是党的方针！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界限，没有这种提倡，共产党就不能存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就不能存在，共产主义运动就不能存在。区分这些界限，提倡共产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中国青年的根本利益所在，不管有人说什么“闲话”，我们都要坚持这样做下去的。
（原载《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