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冶方关于企业技术改造的理论和主张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试论孙冶方关于企业技术改造的理论和主张
陆斐文　周叔莲　吴家骏　马泉山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现有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效益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在孙冶方同志的研究工作中，在他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从五十年代写《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到逝世前发表最后一篇论文《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一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在后一篇文章中说，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实践证明，孙冶方同志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是正确的，有远见的，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和主张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56年，他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中说：发展生产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在于如何用改进技术，改善管理的办法，使少数落后的企业劳动消耗量（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向大多数中间企业看齐，使大多数的中间企业向少数先进企业看齐，而少数先进的企业又如何更进一步提高。在1958年写的《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的论文中，他批判了那种鄙视老工业基地的企业“老而小”（老企业小设备）而醉心于新工业基地的“新和大”（新设备和大企业）的错误观点。他把忽视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看作是自然经济论带来的恶果之一。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中，他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意见。他说：“现代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所以高，是因为技术装备的水平高，也就是说因为固定资产多。因此，固定资产的管理，尤其固定资产的更新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工作中一个重要问题”。“有些同志以反对‘喜新厌旧’为理由，不同意改变现行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反对强调老企业设备更新。但是我觉得正因为要重视老企业，就更应该重视老企业、老设备的更新工作，而不能把社会主义工业的技术进步主要寄托在少数新建企业上面。”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老工业基地、老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新工作花钱少而效果大。但是老企业的设备更新总是被耽误了，对老工业基地的固定资产更新的欠帐越来越大，在客观上这倒是一种“喜新厌旧”。他还提出了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的一系列重要建议。
粉碎“四人帮”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孙冶方同志更是经常强调技术改造刻不容缓。他说：“如果不设法去更新、改造我们原有的工业设备，而只看到每年新投产的不到百分之一左右的新企业，那么我们的工业的全面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孙冶方同志为什么这样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呢？我们体会，其原因在于他从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中，在研究苏联等国的历史教训中，深深地懂得这是一个关系到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他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搞现代化，要走中国式的道路。那么我们这个九亿人口的大国要实行工业现代化，首先应该抓什么呢？我们首先应该抓的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至少是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达到过的速度）把工业生产搞上去，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可是，依靠什么来完成这个任务呢？是依靠新建的和国外引进的工厂吗？还是依靠现有的几十万个旧企业呢？答案是明白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应该依靠现有的老企业。”
关键在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阻碍现有企业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长时期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主要是对技术改造重视不够，有人认为是计划安排有缺点，等等。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因为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因素确实是很多的。但是都没有回答妨碍企业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
孙冶方同志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认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是问题的关键。他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一文中，针对有些同志把折旧基金的管理说成是要集中抑是要分散的问题，指出：“问题决不是要不要集中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在更好地确保国家对固定资产更新基金集中统一管理的同时，又能够更好地发扬企业领导和全体职工群众在革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方面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性的问题”。
根据孙冶方同志在几个研究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经济管理体制中阻碍技术进步的主要弊端是：
第一，国家管理权限过于集中，企业缺少必要的管理自主权。他指出：国家代替企业管理了企业自己应该负责通盘筹划的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情，束缚了企业的手脚，限制了企业的主动性。国家每年拨给企业用的增添设备、革新技术的款项不一定少于企业每年上缴的基本折旧基金，但是企业领取这些款项，需要逐项上报申请，逐项审批拨款，这样一缴一拨，既增加了手续，还束缚了企业的手脚，使它对于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固定资产的更新，没有长远打算。社会主义国家企业领导的通病是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即对自己的老本是心中无数的。
第二，实行固定资金供给制，企业没有明确的责任。他说：现在我们执行的实际上是固定资金无偿供给制，企业多占用国家资金，并不相应地增加企业的义务。因此，企业对于争投资、争设备非常热心，而且总是抱着有备无患、宽打窄用的主意。这样，企业主管人员对于所占用的固定资产的经济核算观念必然非常淡薄。他还说，对资本家来说，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老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我们企业中却是普遍现象。他还多次指出：我们这一套制度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苏联搬来的，它造成了固定资产特别是设备的浪费。这种固定资产的供给制再加上国家对亏本企业的财政补贴制，在实际上，使我们的企业很难算是真正的独立核算企业。
第三，折旧费上缴国家财政，把固定资产更新和大修理机械地分开。按照当时的制度，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基金是作为财政收入上缴的，企业只掌握一笔大修理费用。而且折旧率很低，因而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很长。孙冶方同志认为这也是阻碍企业技术改造的重要原因。他还指出：由于把属于固定资产更新范围的（即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基本建设和大修理机械地分开，对于大修理费用的使用有很多不合理的限制，如固定资产大修理不能变形、增殖等等，也严重地妨碍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
第四，经济领导机关陷于事务主义。他指出：由于国家多管了应该由千万个独立核算企业自己操心的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而使自己陷于日常事务圈子里，放松了属于国家长远建设方面的重大规划，即扩大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情和国民经济的平衡工作。
正如赵紫阳同志在《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中深刻地指出的，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之一，就是不能很好地鼓励企业关心技术进步，其结果就是大家通常说的“几十年一贯制”。孙冶方同志把我们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称之为“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设备管理制度，是不过分的。
针对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孙冶方同志提出了他对于改革的意见。他认为，实现经济管理体制合理化，“关键就在于明确划清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企业的职责和代表国家的上级领导机关的职责”。他的改革的主张主要有四点。
第一，根据资金价值量来划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凡是不要求国家追加投资的，即原有资金范围内的生产，都算作简单再生产，即价值量的简单再生产，国家把这个范围以内的工作，包括固定资产更新工作在内，都交给企业去办，由国家加以领导监督和检查；而对于新的投资，即对于价值量的扩大再生产，国家必须严格控制，由国家来决定。这样，固定资产的折旧基金，在原则上应该全部下放给企业掌握，只有在资源即将枯竭、企业应该关闭，或是原有企业生产能力不需要再扩大的条件下，才有必要全部或部分地上缴。
第二，在原有协作关系范围以内，供、产、销三方面的企业通过定期订立供销合同，商定供销数量和具体的品种规格。这是企业范围以内的事，由企业自己处理。合同签订以后，有关方面必须严格执行，违反者必须承担经济的甚至法律的责任。只有原来的供、产、销三方面由于发展不平衡或其他原因出现了缺口，基层企业自己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才需要上级领导机关出面协商解决。
第三，实行资金有偿占用的原则。根据企业占用资金多、装备好，劳动生产率就应该提高的原则，按照企业占用资金数量的比例，即按资金利润率，要求企业上缴利润。
第四，用利润作为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由于社会主义利润和资本主义利润存在根本的区别，在企业遵守国家法令、计划和价格合理的前提下，一个企业能够比别的企业赚到更多的钱，只能是因为它的产品的劳动消耗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消耗水平。所以企业除了改善经营管理、革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外，没有别的窍门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这样，利润指标就可以成为企业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灵敏的标志。
需要提出的是，孙冶方同志的这些主张是建立在他提出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的，或者就是他的理论的组成部分。他曾指出，我国和苏联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是同几十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然经济论的影响分不开的。他致力于批判这种自然经济论，提出要重视价值规律，重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两重性。他说：“价值和使用价值既然是一切经济问题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抓经济必须同时抓这两个方面。因为所谓经济或不经济，无非就是如恩格斯所说的劳动费用和有用效果的比较问题，劳动费用就是价值，有用效果就是使用价值，即实物量。只抓费用而不讲效果，或只贪效果而不讲费用，都是违背经济原理的。”他一再强调：讲经济就是要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在改革的过程中，很有必要认真研究孙冶方同志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价值的理论和主张。
当然，孙冶方同志的有些意见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在实践中如何划分价值量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如何使固定协作关系和企业之间开展必要的竞争相适应，如何使企业经营好坏和它自己的利益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等等，都需要探索研究。在这些问题上也一直有不同的认识。但这些都无碍于我们高度评价孙冶方同志的理论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