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莫高窟　献身敦煌学——访敦煌文物研究所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扎根莫高窟　　献身敦煌学
——访敦煌文物研究所
本报记者　余章瑞
在茫茫沙海中的一片绿洲上，敦煌莫高窟“石室宝藏”牌坊的北侧，绿杨垂柳掩映着两扇红门，门内一座小小的庭院，这就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它的前身是常书鸿教授于1944年建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现在这里有百十名工作人员。他们继承老一辈艰苦创业的精神，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这里的492座洞窟，45，000多平方米壁画、两千多身彩塑得到妥善的保护。他们还临摹了1，400多平方米壁画，写出一批研究论文，调查了全部洞窟，编著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
当记者谈起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时，无论是所长段文杰，还是其他研究人员，总是说做得还很不够，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远。他们说，莫高窟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的佛教艺术宝库，也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古代文化宝库。1900年（一说1899年）藏经洞被发现时，这里有从公元4世纪到10世纪近10个朝代的各种历史文书、文物五六万件。除汉文的文书以外；还有藏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等文字的写本，我国现存古籍中，除简牍外，最早的是11世纪北宋的印本，常言道：“插架森森多于笋，世人何曾见唐本。”敦煌遗书出，连六朝本都有了，对于校勘、训诂、辑逸、补缺，有极大的价值。多种文字的写本，古地志，诗歌，曲子词，变文和俗曲，是研究西北史地、中西交通史，古代语言、文字和宗教发展演化的重要资料。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对敦煌文物进行研究，对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巩固民族团结、宣传爱国主义，都有很大的意义。可惜的是，敦煌遗书三分之二以上被英、法、俄、日、美的“考古学家”“探险队”偷盗和掠夺，以致中国学者因苦无资料未能进行研究达20年之久。目前，我们的敦煌研究工作，在某些方面，同其他一些国家比较起来，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早在三十年代，国外有的学者就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这类的话。我们炎黄子孙，特别是在敦煌工作的专业研究人员，有责任把敦煌研究搞上去。
段文杰所长几次谈到，保护好莫高窟文物，使它不遭损坏，是他们的重要任务。莫高窟从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开凿第一个洞窟起，到唐代武则天时已有洞窟千余。由于长期自然和人为的破坏，现在保留的不到半数。我们一定要保护好现存洞窟，把它完善地传给子孙后代。现在到莫高窟参观访问的国内外游客日益增多，每天人来人往，很容易磕磕碰碰，有意无意地损伤文物的事时有发生，这是要引起严重注意的。
近几年，有一些外国朋友同段文杰谈起，散失在国外的敦煌文物，应该归还中国，陈列在敦煌，这样敦煌文物就完整了。段文杰在他写的文章和谈话中表示：这些外国朋友的意见值得赞赏，希望有一天，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能够“完璧归赵”，在敦煌形成一个完整的敦煌文物博物馆。
关于敦煌资料的出版工作，文物研究所正在拟订一个庞大的10年计划。计：1、出《敦煌选集》，刊登敦煌重要资料；2、出版《敦煌专集》，计分音乐、舞蹈、服饰、世俗画、宗教画等；3、出《敦煌全集》100卷，把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在内的550多个洞窟内容全部陆续出齐（这要做几十年）；4、出普及性的敦煌艺术丛刊，包括论文和图片，每年出4期，5年出20期；5、出一批小册子，光经变故事就可以出四五百本。段文杰强调说：这些工作需要全国的敦煌学研究者共同来做，绝不是敦煌文物所一个单位能够完成的。
副所长樊锦诗，1961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时是一位上海姑娘，经过二十多年的风吹沙打，现在已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中年考古工作者了。当初她一到莫高窟，就爱上这块土地，一心扑在工作上。她的爱人在长江边一所著名的大学里教书，组织上曾想把他们调到一起，但她说她是学考古的，这里有她的事业，不能走。就这样过了二十年的牛郎织女生活。两个孩子，一个跟父亲，一个在上海跟外婆，一家人分居三地，相隔几千里，要说没有困难，那不真实，但她没有被困难捆住手脚。她有一种抱负，一定要把敦煌研究的工作搞好。去年她到国外办展览，看见那里敦煌研究搞得很红火，更觉得肩头担子沉重。她说，敦煌在中国，中国理应把敦煌研究搞得好一些，也应该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中心。这种抱负使她忘我工作。近年来，她同别人合作，写出了《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和《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等论文，通过对洞窟形制、塑像、壁画及装饰图案的排比研究，将两个朝代的洞窟进行了分期断代，查出了一批错划的洞窟。当记者到她家里访问时，见她家陈设简单，书却很多，茶水是没有的，连液化气罐也借给人用了。她生活得象一名大学生、一名战士。
这里象樊锦诗这样一心扑在敦煌学研究上的女同志，还有好几位，施萍亭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浙江丘陵地带长大的女同志，当年也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一见解放军就参加革命。她曾转战于大西北和朝鲜前线，停战后，被组织送到兰州大学读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敦煌工作。记者采访她时，发现她很不爱听人说在敦煌工作条件差、生活苦、风沙大、水质硬这类的话。她说这里的工作条件很好，生活也不苦。人是能够适应不同环境的，莫高窟周围的老百姓世世代代喝这里的水，不是也很健康吗？她既有南方人的机敏，也有山区人的朴实和刚毅。二十多年来，她扎扎实实地做着敦煌史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她最近写的一篇关于敦煌遗书中一份酒帐的研究论文，在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文物所藏的半截帐单同一位画家收藏的半截相连，伯希和劫经中的伯2629号是这件酒帐的续卷。她通过显微胶卷，检索了敦煌遗书中所能见到的全部历日残卷，推算了其中大部分历日，认为酒帐立于宋乾德二年（964）的可能性最大。从帐单上付酒的对象有甘州使、伊州使、于阗罗尚书、呵黎勒胡（波斯商人）等，说明瓜沙二州（安西、敦煌）此时是西北各地的纽带，绾联着四面八方，真是“六番之结好如流，四塞之通欢似雨”。酒帐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情况，农业生产的发达；从祭神、发愿用酒之多，也可见瓜沙曹氏的政治生活中，是神都信，是鬼都敬，宗教迷信活动十分盛行。
研究员、资料室主任史苇湘关心培养年轻人。当我们在“反弹琵琶”塑像下边走边谈时，他高兴地告诉记者，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宁强、四川师院历史系毕业生罗华庆，志愿申请到敦煌工作，已经来报到了。他希望有更多的有志青年到这里来工作。这时从我们身旁走过一位捧着书本的年轻人，老史介绍说，他叫刘永增，原是所里的工人，后送他到吉林大学学了3年日语，现在已能做一些翻译工作。年轻人很有礼貌地同我们打招呼，我问他拿的什么书，他说是日本人从藏文译的《于阗国史》，他在翻译中遇到几个问题，要到招待所去向住在那里的一位藏文教授请教。说罢，向我们点头告别。老史看着他的背影，很自豪地说，象他这样的年轻人，我们所里还有好几位。象保护研究室的段修业、资料室的卢秀文，讲解员赵秀荣，他们都是七十年代初的青年工人，分别在兰州大学化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进修结业后，回到原岗位工作。全所现在还有十六名各个专业的青年在内地一些大学进修。摄影师祁铎，原来也是工人，经过培养和业务实践，现在已能胜任工作，他拍的敦煌照片，已在许多书刊中采用。除了培养本所的青年以外，他们还在全国各地招聘研究人员。去年一贴出招聘广告，很快就有四百多人报名应聘。经过审查考核，吸收了11位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一年来，他们当中有的人出版了译著，有的写出了学术论文。
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同志们肩负着保护和研究的双重任务。他们都在憋着一口气，要把保护和研究工作搞上去。是的，敦煌在中国，中国人要努力研究，也欢迎全世界的学者研究。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而应该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更在中国。这是愿望，也是目标。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同志们，正以自己的艰苦努力表明，这个愿望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能够达到。（附图片）
图为莫高窟中段外景。敦煌文物研究所供稿
图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樊锦诗在接待来访的外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