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统购棉纱？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为什么要统购棉纱？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于本月四日发布“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这是有关目前国家经济的一个重要决定，在全国人民生活和经济工作中有重大作用。全国人民，尤其是全体工商业者都应当拥护这个决定。
为什么要统购棉纱？这首先是为了保证人民穿衣的需要。在旧中国，穿衣问题，从来就是严重的。全国三万万以上的农民和一部分城市贫民，经常衣不蔽体。在交通偏僻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缺布的现象，更为严重。在解放之后，缺布的现象，有了部分改善，但在基本上，仍未能彻底转变。
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过去和现在不同。在过去，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使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布的购买力，减到最低的限度；另一方面，也由于我国纺织工业的落后。在现在，情况不同了。老区的农民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的恢复，新区农民也经过减租退押。城市劳动人民的生活亦略有改进。他们对于布的购买力一般已经提高。纺织工业的恢复，在一九五○年中，虽有很大的成绩，但是现有的纺织工业的规模还远不能满足中国人口的需要。根据一九四八年的统计材料：如果拿东方几个国家所有纱锭与人口数的比例来看，我国每百人平均占有纱锭一点○四，印度有三点五，日本有四点三。这当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纱锭比数大就等于穿衣问题解决得好些，但这也反映出我国纱锭不足的情况。当然，在中国，还有一些土纱，然而，与需要相去的距离仍然很大。不仅如此，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官僚资产阶级不但不为人民设法解决这方面的困难，而且更借此加重对人民的剥削。纱布曾是官僚资本囤积居奇的主要对象之一，也是过去经常领导物价上涨的一种最主要的物资。为了追求暴利，官僚资本家不顾国内人民纱布的需要，曾经大量向南洋一带输出。抗战前，中国棉纱出口每年多至三十万件，一般的约有十万件，占当时全国棉纱产量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三。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对这样民生攸关的纱布问题，正如对粮食问题一样，完全采取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一年来，纱布问题虽然还没有像粮食问题一样已求得了彻底的解决，但对花、纱、布的生产上，已做了不少工作。首先是增产棉花。一九五○年棉花生产共达一千四百万担，仅次于一九三六年最高产量的一千六百万担；组织收购原棉，充实原料供应；尽量扩大纱锭开工；以及增加开工的时间与班次等。由于这一连串工作的结果，到去年十月，全国纱锭开动数已达设备数的百分之九十二，全国纱布生产量已接近战前较高的水平。所有这些生产，政府既不组织出口，也没有官僚资本从事囤积居奇。因此，去年全国人民所消费的纱布量，实际已远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代。但是，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经济情况开始好转，纱布消费量大为增加，去年秋季以后纱布实销畅旺，各城市皆超过去年预定计划，打破了历年纪录。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必须集中纱布力量，进行适当分配，才能合理地供应人民的需要，这是人民政府的一个迫切的任务。
统购棉纱的第二个目的，是稳定物价。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继续争取物价稳定，是国家当前一个重大任务。中国物价问题的主要关键是粮食和纱布。在全国粮食已有充分保证的情形下，全国性物价问题的关键在于纱布，尤其是棉纱。在中国这样纱布十分不足的国家，纱布从来就经常是投机的最主要的对象。在战争时期，尤其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抗日战争期间，经营纱布的投机商，许多都大发横财。在投机盛行的时候，大量纱布不是用于生产与正常的消费，而是用作投机的工具。据一九四三年秋上海沦陷区的材料，投机资本活动的黑市中，纱布占有十一万件，这是一个扰乱市场，抬高物价的重要因素。目前在金融物价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有过去那样大的投机活动，但去年秋后，当美帝侵朝战争扩大之后，企图获得暴利的投机商，又开始囤积棉纱，在华北与华中黑市纱价每件曾高过牌价二百多万元，即高过牌价三分之一。这样情形下，纱布厂商便也减少或停止成品出售。在纱布影响下，茶叶商、油盐店也因此争相收购，当时颇有牵动整个物价之势。由于人民政府领导全国纱厂工人突击增产棉纱，并对纱布市场进行了适当的管理，棉纱风潮才没有爆发起来。所以为了稳定纱布市场以免牵动物价，国家必须全部掌握纱布，尤其是棉纱，一方面有计划地供应人民需要，另一方面，用此防止纱布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如果听任棉纱在自由市场横行，其结果，国家便无法领导纱布市场，也无法保证人民需要，则纱布可能在投机商操纵之下大闹市场，并进而带动其他物价上涨，因而破坏八个月来物价稳定的局面。这，对于全国人民是极端不利的。而且纱布投机风潮一旦发生，纱布必然变为市场筹码，使有用物资脱离生产，是一种严重的浪费。所以统购棉纱是集中管理纱布的中心环节。是有效地管理市场的一个重要步骤。
毫无疑问，统购棉纱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但是，对于纺织工商业家是否有损害呢？人民政府所实行的统购，是否和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汪精卫伪政府和蒋介石的“纱布统制”相同呢？
不同的！两者在目的和方法上根本不同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伪政府在沦陷区抢购纱布，是对殖民地的掠夺；蒋介石强购纱布，是竭泽而渔地对人民的榨取。所以他们统购时不但大大增加了人民负担，而且与纱布业工商资本家，完全处于对立地位。他们所用的办法是在成本以下的低价收买，高价出售，以图私利。并以罚款与监禁等对工商业家进行威逼。完全不是为人民，也不是为纱布工业家着想。例如，一九四三年日汪在上海宣布“统购纱布”，其所规定的收购价格只及市价的三分之一，而且当时只付现款的六分之一，其余则名义上推到两年至三年后还清，实际等于不付。如有违抗，则处以罚金与徒刑。蒋介石一九四二年在重庆宣布“核价收购纱布”，其核定的价格，亦只及市价的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也是拖欠价款，厂商皆赔本售出。当时由于核价太低及工缴不敷，有些厂商再三要求“愿政府无条件收归国营”。人民政府统购棉纱，则与日汪蒋完全不同。在保证人民需要和稳定物价的共同目的基础上，政府与纱厂资本家在通力合作的精神上协商进行。政府收购办法中明白规定：保证私营成本与利润。“其收购价格，须确切计算厂方的成本，并给以适当利润。”“代纺代织的工缴，亦须适当。”即对纱厂资本家实行保本保利，而且保证原料供应，工厂均可以安定生产，纱厂资本家在这一种安定状况下，正可以进一步核算成本，改善经营，提高生产效能，争取新的合理利润。这一个办法，只打击少数图谋暴利的投机商人，是完全应该的。
统购棉纱以后，在棉纺织工业中将可以看到一种新的产销合理的现象。因为这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中的大工业的进一步的合作，这个合作的目的，在于保证人民需要与市场的稳定。所以统购棉纱，不是贸易公司管理市场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计，各级政府机关和全国人民都应当关心这一个问题，并协助国营贸易机关顺利地进行这一个重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