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精神污染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清除精神污染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本报评论员
清除精神污染，是对精神的束缚，还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回答是：这也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的继续。
长期以来，文艺界有的同志有一种观点：认为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仅仅是一个反“左”的路线；解放思想仅仅是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反对僵化和半僵化，也仅仅是针对“左”的。因此，当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倾向时，文艺界总是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三中全会的路线是不是变了？党的政策是不是变了？思想解放还要不要了？
应当说，这是一种糊涂观念，一种思想上的偏见和混乱。
不错，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党在思想战线的重点确实是批评和纠正长期存在着的“左”的错误倾向。在当时，清除林彪、“四人帮”流毒，批评“凡是”观点，克服“左”的思想僵化，确实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但是，不能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仅仅归结为反“左”的路线，更不能把纠正右的错误，看作是离开或放弃了三中全会路线。
什么是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它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思想路线怎么能仅仅归结为反“左”呢？搞“四人帮”的一套，搞“凡是”，当然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今天要反对，任何时候都应该反对。但是，搞右的一套，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用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就不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吗？固守“左”的一套，或对“左”的东西视而不见，拒绝新事物，这是一种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但是，固守右的一套，或对右的东西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无动于衷，难道不同样是思想上的僵化和半僵化吗？为什么反对前者是坚持三中全会路线，反对后者就离开了三中全会路线呢？
什么叫思想僵化？思想停滞了，头脑这个机器不开动了，旧的观念不改变，新的东西进不去，因循守旧，都是思想的僵化。这种僵化，可以是“左”的僵化，也可以是右的僵化。最近几年，我们拨乱反正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左”的僵化，仍有待继续克服。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存在着一种值得重视的右的僵化呢？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了明显表现的时候，当西方腐朽没落的社会思潮随着对外开放而涌入的时候，当党中央对这些问题一再批评、指出、提醒，广大群众已经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的时候，我们有的同志却看不见、听不进，好象这些新的情况并未发生，脑子里只有一个反“左”，根本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观念，或者一听到自由化这个概念就反感，甚至根本否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存在。应当说，这同样是一种僵化，是一种右的僵化。克服这种右的僵化，同样是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所要求的。
一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就担心，这会不会妨害安定团结。这个逻辑是颇为奇怪的。不错，“左”的错误，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造成了经济上面临崩溃的危险，破坏了党的机体，破坏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这些当然都是破坏安定团结的。但是，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妨害安定团结呢？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主义，搞极端个人主义，在文艺作品中散布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悲观、失望、离心离德的情绪，这些东西传播、蔓延、滋长起来，影响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发展下去不是同样会影响国家的安定和团结吗？早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祝辞”中，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可见，影响安定团结的因素，可以是来自“左”的，也可以是来自右的。怎么能说消除“左”的影响有利于安定团结，消除右的影响却不利于安定团结呢？
同样，把思想解放运动仅仅和反“左”联系在一起，认为反“左”是思想解放，反右是束缚思想，也是片面和错误的。
什么叫思想解放？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一切束缚自己头脑的旧思想、旧框框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不错，“左”的一套，两个“凡是”、“句句照办”，是束缚人的头脑的。但是，难道资产阶级自由化、极端个人主义、精神生产的商品化倾向等等，就不束缚人的头脑和精神吗？古代人就用“名缰利索”、“财迷心窍”之说，来形容个人名利对人的精神的束缚。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也说过：“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这里指的盲目性，是既包括“左”的盲目性，也包括右的盲目性在内的。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盲目性，都束缚人的头脑，压缩人的聪明，会导致犯错误，危害革命事业，因此，就都有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
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个人崇拜，是一种盲目性，束缚人的头脑。难道崇拜自己，把自己奉为“世界的中心”，就不是盲目性，就不束缚个人的头脑？有的人，口口声声反对“救世主”，却把自己看成比人民、比党都高明的“救世主”，不就是这种盲目性的表现吗？有的人，国家、人民的利益、前途统统看不见，只看到了一个“自我”，并把这个“自我”无限地膨胀起来，他们的聪明怎能不被压缩呢？
“土”迷信，要不得。“洋”迷信，同样要不得。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当然要反对。对革命领袖当然不能搞个人迷信。但是，对资产阶级领袖人物和思想家，同样不能搞个人迷信，把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代主义不加批判地搬过来奉为经典，也决不能说是思想解放的表现。
“三突出”、“高大全”、“假大空”，确实束缚了艺术的发展，必须打破。但是，提出“自我表现”、“艺术是主观放射”，提出宁为少数人写“阳春白雪”，不为大多数人写“下里巴人”，搞“假、小、空”、走西方现代派的道路，也决不会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真正繁荣。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路子越走越窄，是应当纠正的。但是，只反映个人的“心灵秘密”、身边琐事，咀嚼个人内心的烦闷和痛苦，社会主义文艺的路子也决不会越来越宽。
坚持“左”的东西，是思想上的偏见，坚持右的东西，也同样是偏见。“左”的错误和旧的习惯势力有密切联系，右的错误也同样和旧的习惯势力有密切联系。怎么能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不是旧的东西，而是新的东西呢？闭关自守、抱残守缺，拒绝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当然是一种不解放。但是，拾人牙慧，照搬照抄，“全盘西化”，把西方有些评论家都认为是“大势去矣”的现代主义搬过来当成新货色，不加分析地加以吹捧和推荐，同样是一种偏见和守旧。
我们不能从一种盲目性陷入另一种盲目性，从一种迷信陷入另一种迷信，从一种偏见陷入另一种偏见，从一个旧框框跳出来又跳入另一个同样是旧的框框之中，从一种形式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下摆脱出来投入到另一种形式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之下。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是从抽象概念出发，提出什么“左”比右好或右比“左”好，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只要离开了实际，偏离了党的路线和社会主义方向，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我们都应当加以反对，而不管它是“左”还是右。只把反“左”或反右一个方面当成自己的使命，这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应有态度。只能反“左”，或只能反右而不问实际情况是什么，这本身就是束缚自己头脑的一种“划地为牢”的框框，是妨碍思想解放的一种偏见。
应当说，清除精神污染，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而且是思想解放的重要内容。这是从资产阶级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从西方社会思潮、生活方式和其他腐朽没落的精神污染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狭隘的自我小天地中解放出来，从充满铜臭气的、精神产品商品化的“钱袋”下解放出来，从自惭形秽的民族自卑感的精神状态下解放出来。没有这方面的解放，我们的思想解放就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就会受到损害，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也是不可能的。
使主观符合实际，是思想解放的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想解放的基本理论武器。早在1949年，毛泽东同志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中指出，中国人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当时，毛泽东同志宣告了艾奇逊之流的“唯心史观的破产”。这个唯心史观的表现之一，就是认为中国的复兴必须依赖于西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思想及在这种文化影响下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充分地肯定了大批受资产阶级文化影响的“民主个人主义分子”、“自由主义分子”，纷纷摆脱西方文化影响，同帝国主义划清界限，转变到人民立场的事实。“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这正是中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的重要标志和巨大成果。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难道我们又要重新“解放”到把“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旗子重新打起来，把“试过了，都失败了”的、破了产的唯心史观重新拣起来，来一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补课”和“启蒙”，把曾经走过来的道路，再重新走一遍吗？不，这不是一种思想解放，这是精神污染，是思想上的倒退，这个历史是决不能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