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为公的共产党员崔忠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一心为公的共产党员崔忠
新华社记者　戚休 《经济日报》记者　张绪森
今年9月14日，在广东省整顿企业扭亏增盈大会上，珠江华侨农场糖厂党总支书记、厂长崔忠作了《整顿企业，敢于碰硬》的经验介绍。省政府领导同志当场称赞崔忠是“党性、事业心都很强，敢于碰硬的、有较好素质的企业领导干部”，号召全省各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经理向崔忠学习。
1957年，崔忠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又被错误地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判处徒刑10年。十年内乱中，崔忠由于一再分辩自己无罪，又被加刑1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照到了崔忠身上。1979年12月3日，崔忠终于得到平反出狱了。1980年8月，珠江华侨农场党委给崔忠恢复了党籍和农场党委委员职务，并任命他担任了糖厂党总支副书记兼副厂长。崔忠一恢复工作，就使出了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新的战斗。
这里管理混乱，劳动纪律松弛，经济效益较差。崔忠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十分痛心。经过调查了解，主要原因是糖厂的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较严重的不正之风，一些年轻人横行霸道，工作吊儿郎当，无人敢管，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崔忠认为，身为领导，对不正之风不能迁就姑息。“上梁不正下梁歪”，要刹住歪风，先从厂的主要领导人开始刹起。
酒精车间有个工人，自恃是厂党总支书记、厂长的弟弟，经常上班迟到、早退，出勤不出力，车间领导批评他，他根本不予理睬。崔忠对总支书记说：“你弟弟表现不好，是不是你给他做做思想工作？”
“怎样算表现好？怎样算表现不好？”总支书记满脸不高兴地顶了回来。
崔忠严肃地说：“不遵守厂规、厂纪，不好好工作，就是表现不好！你作为工厂领导，怎么能这样提出问题呢？”总支书记自觉理亏，不吭声了。崔忠不客气地说：“我再找你弟弟谈谈，如果他不改，就要处理。”
岂料崔忠找这个工人谈话后，他竟五天不来上班。第六天，他来上班时，崔忠毫不含糊地对他说：“你回去写好检查再来。”这个工人满不在乎地回答：“你要我写检查，你们书记、厂长经过研究没有？”
崔忠提高嗓门说：“不用研究，我完全可以作主”。这个一直仗势不服管的工人，只好顺从地写了检查，再也不敢目无纪律了。
崔忠还了解到这个厂总支书记的一个儿子是压榨车间的工人，只有二十一岁，竟独自霸占了40多平方米两房一厅的住房。这个年轻人和另外两名副厂长的孩子，常常在霸占的房子里聚众赌博，散布资产阶级的臭气，成了糖厂的一个“黑窝”。崔忠决心要“剃”这个“难剃的头”，让他搬到集体宿舍去住。这个青年竟然质问崔忠：
“我爸爸知道吗？”崔忠不怕得罪自己的领导，又去找总支书记商量，对他儿子如何处理。想不到，竟碰了个硬钉子。总支书记冷笑一声，回答说：“你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崔忠强压住心中的一团怒火对他说：“你是厂党总支书记，怎么能这样说呢？要求处理你的儿子，是全厂职工的呼声。”在崔忠坚持下，厂党总支终于作出决定，收回总支书记儿子霸占的住房，并将他开除出厂。对另外两个副厂长的孩子也给了警告处分。
这个决定，在全厂引起很大震动，许多职工拍手叫好。
崔忠严格管理工厂的作风，也引起了一些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的不满，有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骂崔忠是“暴君”、“法西斯的管理方法”，个别上级领导也批评他“乱来一气”。面对这些挑战，崔忠在党总支会上表示：“党章不允许的，不管是谁，我坚决反对！拨乱反正，是党中央决定的，也是糖厂广大职工的愿望。我崔忠宁愿再去坐牢，也要刹住歪风！”
1981年底，崔忠担任了糖厂的党总支书记和厂长。他从报上看到中央部署企业整顿，当时上级虽然还没有给他们布置这个任务，但他从本厂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从整顿劳动纪律入手，立即开展企业整顿工作。他的想法得到了党总支的支持。经过厂职工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的规章制度。制度中明确规定，要求群众做到的，干部首先要做到。
过去，这个厂对知识分子不够重视，生活上也不关心，压抑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崔忠上任后，十分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他经常亲自登门，虚心向工程技术人员请教，鼓励支持他们大胆搞革新。
为了改善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经崔忠提议，由厂党总支决定，把原来准备分给厂领导住的六套三房两厅的新楼，命名为“工程师楼”，分配给工程技术人员居住。当工程技术人员从旧茅屋搬进宽敞的“工程师楼”时，他们不由得又想到了崔忠。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同志，已经重新结了婚，有了孩子，家中还有岳母、小姨等，人口较多。但是，他却仍然住在旧楼里。他们从崔忠身上，再一次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的高尚品质。
（新华社11月16日电，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