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化交流

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殷鼎
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在一段时间里书信往来频频不断，常常论及中国。伏尔泰仰慕中国文化，在当时欧洲的知识界已是有口皆碑。这位普鲁士国王也曾尝试与中国打通商业关系，但未能取得成果，热心也就慢慢减退下来。1776年3月，他在给伏尔泰的信中，以略带幽默的笔调写道，欧洲各国的事已让他够忙碌了，为了不致于把中国和印度这些“地球上最动人出色的部分全然遗弃掉”，他以后就把它们交给伏尔泰和他宫廷里的一位中国学者包君。这位包君也是伏尔泰的朋友。伏尔泰曾托名本特尼教派的僧侣，写下了著名的《中国人、印度人及鞑靼人的书札》，奉给腓特烈大帝的讲师包君。不料这件事给后世的历史学家造成不小误会，法国的一位汉学家就误以为这部书是腓特烈大帝所作。
1770年，伏尔泰将自己为乾隆皇帝的一首诗所做的小品文送呈腓特烈大帝，这位国王除了复信致谢意外，还寄给伏尔泰一封乾隆皇帝亲手写的骈体文书信。国王告诉伏尔泰，这封信是他的一艘最近刚由中国归来的船携回的，现赠与伏尔泰以丰富他的中国藏书。国王趁机把他自己所做的几行有韵的隽语，假托出自乾隆手笔，随信送给了伏尔泰。可以想见，这位西方国王虽想附庸风雅，但他似乎也感到自己不及东方帝王乾隆之博学多才吧！
十八世纪初叶，两本介绍中国的书：《耶稣会士书简集》和《中华帝国全志》曾风行欧洲。后者是一套四册巨著，出版于1735年，不仅详细介绍中国历史和现状，而且收入了《赵氏孤儿》及《古文观止》的译本。这两部著作被同时代的人誉为十八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据说，伏尔泰醉心于中国文化，也是从受益于这两本书开始的。
伏尔泰仿元曲《赵氏孤儿》，写了一部名为《中国孤儿》的5幕韵文体剧，把中国的伦理思想介绍给欧洲观众。1755年，此剧在巴黎上演。在当时欧洲人眼里，中国、孔子和道德是三位一体的。伏尔泰为此专门研读了孔子的著作。他回忆道：“我曾认真地读了孔子的书，并做了摘要，我发现书中所说的是纯粹的道德。”后来他还写信告诉友人，说他已在书房中挂起了孔子的画像。
伏尔泰自己称《中国孤儿》为“儒家道德的5幕剧”，他相信孔子的道德学说都已包含在5幕剧中了。伏尔泰让剧中那个曾以武力驰骋世界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最后在崇高道义的感召下诚心折服。《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后，备受欢迎。法国著名哲学家卢梭当时给伏尔泰的复信做了很好的印证：“我听说《中国孤儿》一剧正大受赞扬”。
法国的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作《法的精神》一书，指责东方及中国，激起伏尔泰作《风俗论》。此书1756年发表后，欧洲思想界褒扬这部书是欧洲“对于远东的全部观感的最完备的总集”。伏尔泰曾赞扬中国历法和历史记载是“确凿可靠的”，“全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信”。伏尔泰对中国历法的推崇，引起了神学家的怀疑，但也得到一些法国学者的支持。
伏尔泰是天主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思想敌人。他曾编辑了《内斯尼尔杂记》，谴责天主教的浮华和欧洲传教士远征东方，讥讽他们的传教热情是“一种特殊的病态”，“亚洲人从没有派人到欧洲来传教”，“只有我们，才把自己的观点、信仰连同商品，推销到地球的每个角落”。
当一部历史著作《世界史论》未提及东方时，伏尔泰就批评道：“作为一位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当他自己写《风俗论》时，就以很长的篇幅论述中国，并做为全书的首章。
伏尔泰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发现宋儒理学和他的理神论有共同之处，正可作为他向当时腐败的教会进攻的思想武器。俄国评论家瓦·索柯洛夫指出，伏尔泰反对教会的思想，也是“汲取了孔子的智慧和增添了自己的认识的产物”。当“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时，如伏尔泰自己所说，“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