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和美国工人“活报剧”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梅兰芳和美国工人“活报剧”
梅绍武
先父梅兰芳1935年在苏联访问演出后，京剧艺术影响了德国进步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创作，这已为国内外所公认。但是，早在他1930年访美演出后，美国工人“活报剧”就已吸收他的表演手法，却在国内不大为人所知。那种“活报剧”后来在美国还引起一场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风波。
三十年代初期，由于美国经济大萧条，工人戏剧在美国蓬勃发展，各地相继出现不少工人剧团；他们曾于1932年在纽约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工人戏剧斯巴达克大会，建立了一个工人戏剧同盟，还举行了一次全国工人戏剧节，声势十分浩大。上演的剧目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四类：（一）工人罢工事件；（二）个人的阶级觉悟，从而信仰共产主义；（三）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四）中产阶级的衰落；如《等待莱夫蒂》、《码头装卸工》、《让自由鸣响》和《进行曲》等剧均可说是起宣传鼓动作用的无产阶级戏剧。当时著名的美国戏剧家兼导演海丽·佛拉纳甘女士曾说：“今日美国只有两种目的明确的戏剧。一种是商业性戏剧，为的是赚钱；另一种是工人戏剧，为的是促成一种新的大会秩序。”
1933年到1936年间，美国的工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陆续拥有150多万会员。1935年，剧作家埃尔莫·莱斯力促罗斯福的“新政”对戏剧和失业的戏剧工作者加以关注，当局遂制定一个“联邦剧院计划”，机构总部设在华盛顿，由海丽·佛拉纳甘主管。联邦剧院协助那些靠领取救济金过活的戏剧工作者就业，管理46个州的剧院，雇用的人员最高时达1万人。它上演古典剧、现代剧、歌舞剧和儿童剧等，票价低廉，65％的演出均免费入场。其中最活跃的是纽约的“活报剧”剧组，它以工人戏剧特有的简短而敏捷的素描手法把时事新闻改编成讽刺剧上演，剧目中有谴责墨索里尼侵略的《埃塞俄比亚》，反映农民困境的《锄翻农业调整法》，叙述美国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禁令已下》，以及有关公用事业和贫民区住房问题的《一个国家的三分之一》和《权力》等。这些短剧或多或少都批评了政府当局的行政措施，颇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联邦剧院演出越成功，争论也越大，以致美国国会最后认为它是一种共产主义威胁，终于在1939年6月通过法案把它扼杀了。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当时曾为此事传讯过不少艺术工作者。海丽·佛拉纳甘在听证会上阐明工人戏剧运动的性质时说：“工人戏剧与今日美国存在的其他艺术迥然不同，旨在从社会、政治和企业这三方面来描绘这个国家的人民生活面貌。它试图不在金钱资助下重新组成一个社会结构——仅这一抱负就使这项事业具有马洛式的狂热。”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马洛是十六世纪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和诗人，曾对莎士比亚的创作有较大影响，而当时亚拉巴马州众议员约瑟夫·斯达纳斯竖起耳朵，竟厉声问道：“你方才引证的马洛那个家伙，是一名共产党员吗？”此事记录在美国国会文献档案里，一时传为笑谈。
佛拉纳甘女士进一步说明美国工人“活报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的手法是“借自希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意大利的即兴喜剧、莎士比亚戏剧的独白和梅兰芳的表意动作。”①
据我揣想，这大概是因为京剧的象征性表演手法灵活敏捷，既省去舞台上的大块真实性布景和道具什物，又解决了时空问题，正适用于那种流动性很强的“活报剧”剧组，因此便被他们“中为洋用”地吸收过去了。
由此使我联想到祖国的传统戏曲艺术早为西洋人所重视所借鉴，伏尔泰曾根据元杂剧改编过《赵氏孤儿》，布莱希特直接套用中国戏剧的基本情节写成《高加索灰阑记》，法国剧作家让·热奈五十年代中期看过中国京剧团在巴黎的演出后写了一出话剧，其中有一场完全模仿《三岔口》那种台上虽然亮着灯、却谁也看不见谁的模黑儿手法。最近在剧协召开的一次欢迎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的座谈会上，笔者谈到他前年写的一出反映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戏《美国时钟》，其中有的人物出场先报名，说明身世，很象京剧里的
“自报家门”的手法。密勒先生笑着答道：“是啊，我这是从你们的元曲学来的啊！”真是一连串的“中为洋用”，使我们为祖国拥有这样一份宝贵的戏曲艺术遗产而深感自豪。
但是，近来也常听人说，传统戏曲中的“引子”、“定场诗”和“自报家门”是一套陈旧的出场手法而应以摈弃。这些究竟是精华还是糟粕，倒真是个值得商榷研究的问题。
祖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国际交往频繁，“洋为中用”和“拿来主义”之声不绝于耳，而祖国的艺术精华被“中为洋用”的例子，却较少听人提及。我想起先父1935年访苏时，曾在一次招待会上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中西的戏剧虽不相
同，但是表演却可互相了
解，艺术之可贵即在于这
一点，所以‘艺术是无国
界的’一句话，诚非虚言。
现在中西的戏剧，有一个
相接触的机会了，我很希
望……不久即有新的艺术
产生，融汇中西艺术于一
炉。”②
至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对外国戏剧所起的影响作用，诸如以上所提到的例子，似也应在中国戏曲史上记上一笔吧。
①见埃森·莫尔顿：《美国戏剧》，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83页。
②见戈公振：《从东北到庶联》，生活书店，1935年，第207—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