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棍队”翻身记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冰棍队”翻身记
本报记者　段存章　本报通讯员　杨先慧
石佛寺大队是北京市大兴县南各庄乡的一个出名的穷队。前几年劳动日值只有五分、七分钱，最多没超过一角钱，买不了一根好冰棍，所以人们称“冰棍队”。
今年，“冰棍队”传来好消息：“大包干”一年大翻身，虽然是多年少见的旱年头，全队粮食总产达到50万斤，人均收入达到326元。多年的“三靠队”第一次卖给国家商品粮10万多斤。
初冬的一天，我们访问了石佛寺大队。这个村与河北省固安县接壤，座落在永定河大堤北岸。村周围大块平地秋播麦苗绿茵茵，社员忙着浇过冬水，队干部满怀信心地说：“瞧，这麦种的多细。去年小麦只收7万斤，今年收了20万斤，明年拿40万斤，还不止吧！”村里从干部到社员，脸上的愁容不见了，喜色挂满眉宇之间。过去最穷的一户社员吕树棠，人称“吕大穷”。全家五口人。这个40多岁、身强力壮的大汉，被“大呼隆”折腾穷了，年年欠集体款，累计达1，800元。今年他承包8亩地，收粮食3，500斤，还养了猪和羊。他打开屋里的小缸大箱让我们看，装得满满的豆子、小麦，他咧嘴笑着说：“哈哈，今年够吃够穿了，欠款也要往回落啦！”
石佛寺是个“老救济户”。早在六十年代，就靠政府救济，到1979年穷帽子还没有摘掉。这年县里一位领导人说：“越穷越要搞过渡”，把石佛寺由生产队核算变为大队核算，结果，劳动日值只有四分七厘钱。全村110户就有103户欠队里款，共欠4万多元，队里欠国家16万多元。分配没有结束，公社就宣布撤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群众议论纷纷。1980年，这个公社主要负责人到这里蹲点，加强班子建设，实行分组的小段包工责任制，加上贷款支援，当年粮食总产比1979年翻一番，劳动日值增加到0．66元。1981年，公社负责人不驻队了，贷款也减少了，队干部推翻了原定的生产合同，责任制一年三变，社员情绪低落，到了秋后一算帐，每个劳动日值降到2分钱。第二年，公社派两名干部代替该队支部书记、大队长，工作仅两个月，就怕难离去，领导班子散而不稳，“冰棍队”人心更冷了。就在这一年10月17日，《北京日报》刊登《一个冰棍队的上和下》的报道，反映石佛寺群众要求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看后，建议有关方面“议一议这里的问题”。
“再不能让冰棍队穷下去了”。北京市委、大兴县委的负责同志去石佛寺调查。县委书记刘志毅多次到队帮助研究治穷办法。群众要求实行“大包干”，领导上答应了群众的要求，这一招真灵，天旱逢甘雨，口渴遇清泉。800亩粮田全部包到户。这就是1983年“冰棍队”翻身的基础。
今年三、四月间，县、乡两级党委派工作组帮助石佛寺大队党支部搞整党试点，调整了领导班子。四十来岁的支部书记吕希增原是县农机局干部、中专毕业，家在石佛寺，组织上派他带工资回村任职，他勇敢地挑起了这个担子。在三夏大忙日子，吕希增带领干部们坚持在第一线日夜劳动，麦田浇水先社员后自己，小麦脱粒也是先社员后自己。上级分配给村里两辆名牌自行车和14根红松木材，他张榜公布，分配给社员。别看这些事小，在群众的眼里可不小，党支部的威信提高了，群众的干劲信心增强了。
“冰棍队”翻了身，正象老党员王福说的：“吃救济，越吃人越懒。大包干，治了干部馋，又治社员懒，责任制治好了我们这个‘冰棍队’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