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在中国的特务活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美帝在中国的特务活动
陈乐叁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传统上有着两种绝然不同的友谊；一种是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另外一种是杜鲁门和蒋介石之间的“友谊”。前面的一种友谊表现在：美国各地的工人组织、各界人民不顾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们监视之严，仍然把代表着他们热情的鲜花送给我国出席联合国讨论“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代表团的事实上。而另外一种“友谊”却是由于一个阴险的主谋犯把屠刀递给了凶手，杀害了千万中国人民，这件事实才把两只毫不知羞耻地也自称为中美人民友谊的血手握到一起。自然，谁都知道那两只血手之中，没有任何一只是中国人民的手，也没有美国人民的手。那只是杜鲁门和蒋介石的手，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手。
那两只龌龊腥臭的手，除却交接过举世皆知的巨量的轰炸机、坦克车、火箭炮、卡宾枪、汽油弹……种种杀人武器（若照奥斯汀的说法那就是：美国对中国人民的“供应”和“援助”）外，还暗地授受过若干：袖珍电台、烈性毒药、无声手枪、钢笔手枪、爆破器材、萤光炸弹之类比较细小的物品，也算是“供应”和“援助”罢，不过“白皮书”里没有写上去，想是登记在美国国务院的“蒋记”黑账里面了。将来是否还要出一部黑皮书不得而知，但是这笔债在美蒋积欠中国人民的血账里是记得明明白白的。
没有美特的“援助”，蒋介石的特务家业是建立不起来的。而美特自己也就在这一合股生意中大大地投资，扩展了它们在中国的基础。当中国人民在伟大的苏联红军帮助下，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时候，它就支持蒋介石发动了中国的内战。利用这一时机伪装“调处”、“遣俘”，撒出各种各样的特务，悄悄地干着：窃取机密、杀人放火、造谣污蔑、扰乱治安种种残害人民的罪行。虽然，杜鲁门、艾奇逊、奥斯汀、杜勒斯等竟将洁白的手套套在他们血污的手上，厚颜无耻地说出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好，就让这位“朋友”剥下他的白手套来，看一看它的血手吧！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用“反日”的名义开展中国境内的谍报活动，就在“美方”提议下筹划举办“情报合作机构”。一九四二年从美国特务大本营派来一个标准美国流氓、高级特务梅乐斯中校，率领着第一批“专家”到了重庆；会合了蒋记大特务头子戴笠，就在重庆磁器口，业经蒋特辟就的集中营“渣滓洞”，经营起蒋介石的“格杀打扑”（Gestapo）（注一）来。
一九四三年春“中美情报合作协定”签订后，由梅乐斯海军准将（注二）引来包括“美海军谍报处”及“美陆军战略服务处”的杜克中校、杨格少校、赫斯少校、杜威少校等特务“专家”四百余人，正式成立了以大特务头子戴笠为主任，梅乐斯为副主任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同年秋天，在重庆、西安、兰州、宁夏、陕坝（请注意以上四处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华安、建瓯、建阳、上海、南宁、徐州、衡山等地开办了十几处“中美特工干部训练班”——简称“中美训练班”，先后诱骗了几万青年，经美蒋特务灌输“特工常识”、“侦察”、“谋杀”、“刑讯”、“爆破”等美械化特务技术。被他们吸收的青年经过以上几项“美国文化”腐蚀之后，就取得特务干部的身份。再统一分配给各“战区”作几次破坏解放区的实习，便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基干”，依靠这些“基干”，又在湖南衡山、河南临汝、安徽屯溪、绥远陕坝、福建建瓯等地训练了：“别动军”、“忠义救国军”等特务武装约十五万人。到日寇投降时，便勾结了伪军，纷纷竖起：“中美武装别动队”、“山东别动支队”、“华北先遣队”等杂色旗号，大举向解放区进犯。未几，为应付“和谈”及统一指挥起见，合编成“交警总队”。
一九四四年“美国战略服务局”（又叫“战略情报局”），在昆明成立了它的驻华机关——“战略服务处”总部；并在陕西、四川、西康、云南、贵州、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诸蒋占区省份，建立了十几处情报小组。另将许多配有电台的小组安排在蒋军部队中，随军搜集情报。日寇投降后这个驻华机关不仅没结束，反而迁往上海，又特地从美国运来大批电台，侦测机器等谍报工具，大量开展起全中国的谍报工作来。及至“美国战略服务局”结束，这里边的人员、物资和地下组织才移转给其它在华美特机关。
当它未结束之前——一九四五年“美国驻平战略情报处”处长佛利曼曾收买了一个中国人叫熊先立，经过他，逐渐发展了北平组、旅大组、沈阳组等情报组织；用电台、手枪、美钞交换了成百件有关解放区、苏联和北朝鲜的情报。
一九四五年马歇尔作了“调人”，于是扮作这个“调人”“随从”的大量谍报人员，趁机大肆活动。陈纳德领导的第十四航空队里就有着著名的飞行侦察情报员穆勒上尉、赫斯中尉、巴特奈姆少尉等在京汉、津浦、北宁（京沈）及沈大各铁路沿线，作过详细的空中侦测工作。
一九四六年一月大批美蒋特务随着饶伯森、郑介民钻进“军事调处执行部”，五月军调济南执行停战小组美代表雷克上校和泰安小组泰勒中校，把蒋匪第二绥署二处发给驻在泰安城里的汉奸宁春霖伪匪部特务的五千瓦电台一部、密码两本、左轮手枪十二支、子弹三百六十发、派令一件、特务工作命令一件利用来往调处之便，从济南带进泰安；帮助王耀武成立了“特别驻泰情报组”。驻泰情报组的特务有蒋匪二绥署谍二组少校组长李国楹、谍三组少校组长李培本，上尉台长陈德俊等十二名，都是“中美训练班”出身；也都是经过雷克、泰勒、和济南小组蒋匪代表——原“二绥署二处”副处长特务曾天泉的左遮右盖，分批潜入泰安的。他们每天从被新四军包围的城里派出大批特务溜到解放区刺探情报。凡得到材料，一律交给泰勒中校密送济南。这几位“执行停战”的代表，另外又派了许多情报员，到济南、泰安两执行小组里担任翻译、译电、缮写、勤务、侍卫、司机等职以进行秘密的监视、偷窃和情报联络工作。
中国的内战就在这样的“调处”下一天一天扩大起来。
马歇尔走后，来了一个魏德迈，他不再“调处”了，干干脆脆找着郑介民在山东解放区周围布置了二十个“谍报区”，分设了若干“站”、“网”，送特务进解放区搜集情报。
也是这个时期前后，另外一个美帝驻华间谍机关也配合了蒋匪反动集团，进行反人民内战中的特务活动，它的对外名称是“陆军联络团”，它的总部设在上海，因此而真名便叫做“美国陆军部上海四十四海外观察组”。当然它的活动范围是并不限于上海的。例如它就曾跟着美帝海空运蒋军的机会到了东北；先后在沈阳、长春等地设了分团。除却在遣送的日本侨民、俘虏中放手搜集了一些情报外，更吸收了多数日特及蒙汉奸特派入我东北解放区和内蒙。在沈阳主持其事的是美籍纳粹特务森勒伯和美籍日特西田，在长春主持其事的是美籍日特中村。一九四九年为我东北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破获而哄动一时的“沈阳美间谍案”，就是属于上述沈阳间谍机关及前“美国驻沈领事馆”领导的谍报组织。
“军事行动远东部”是一九四八年由美驻华外交代表约翰柯德韦尔及里格斯少校奉命组织的专门反苏反共的“行动”特务组织。它们开展工作的步骤是先从中国做起，在香港、沪、宁、平、津等地建立支部，物色白俄、朝鲜人和中国人，逐渐组织他们潜入东北、北朝鲜、外蒙古及西土尔其斯坦等地再扩展出去。
日本投降后由“美陆军部驻华军事顾问团”等军政特务机构联合组成的“军事政治谍报处”，也是一个专门反苏反共的特务组织。其中网罗了各种国际的特务分隶在“中国部”和“苏联部”下面进行谍报工作。
随着美国驻华大使（就是赫尔利、司徒雷登这些“绅士”们）来到中国“促进邦交”的，有一个叫做“美大使馆外交谍报处”的机构，这个机构是由情报、经理、“第三国”（苏联）、“中国”几个组组成的。因为和“国防部第二厅国际情报处”狼狈为奸，所以也叫“联合情报处”。中国境内有美国侨民的地方，就有他们的“使、领馆”的活动。所以连远至内蒙、新疆、西藏等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方，也都有着这个情报机构的踪迹。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新疆人民公安机关在阿山破获了一件刺探军情、杀害人命、造谣破坏、企图盗取军政文件及当地矿山所产某种重要矿石的国际间谍案。犯人是四名（还因拒捕打死一个，跑掉一个）无国籍的白俄，而主使人却是前美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
和“美国之音”属于同一范畴的“美国新闻处”除却经常向某些醉心“美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投掷一些糖衣的毒药，宣传宣传帝国主义文化外，在它的任务里还有搜集情报一项。当然有成熟条件时也不放弃配合其它机构派遣个把特务到解放区来的机会；一九四八年八月，华东解放区破获的美特李家祺案就是由济南“美国新闻处”协同军统特务进行派遣的一例。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大军胜利渡过长江后，美帝曾一度加强各地“美国新闻处”的“文化联络”工作，除加紧搜集公开情报外，更利用“音乐会”、“茶话会”、“电影招待会”拉拢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和学生，计划骗一批大学生和教授去美国“留学”，但是，这一“友好”的意图在我政府和人民警惕下没有实现。
一九四七年东北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在齐齐哈尔的天主堂里搜出美制无线电收发报机、雷管、手枪、子弹、军刀等项“美援物资”；和“彻底反共”的传单、诽谤人民政府的通令、还有供给蒋特匪徒经费、武器的收据。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神父、会母们供出：勾结蒋匪，与军调执行部长春小组美代表巴劳电台联系，私通情报的罪状。因而证明，长春天主教修女院也是美特务机关指定的联络站。一九四八年冀中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破获了“献县天主堂间谍案”也是从教堂内搜出电台来，另外还有蒋匪“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孙连仲签署的“呈悉，已派部队进驻迳剿矣”的代电。主犯天主教耶稣会会长副主教法人尚建勋并供出和天津美特毛德及美随军神父联系情报情形。
一九四八年四月“美国中华救济团”的两名“分配员”，“美国驻平领事馆”的一名“书记”，和合众社的一名“记者”，驾着吉普车由包头经公庙到绥远南部，遍地黄沙、人烟稀少的鄂托克旗一带去“调查救济贫民”。当然那个地区的人民是并不富裕的，不过凭空成为“救济”对象却是因为这个地区恰巧邻近陕甘宁解放区。五月，“救济团”偕蒋党西苏尼特旗书记长达西尼玛等蒙特，载运了四辆汽车的资财到中蒙交界之西苏尼特旗、赛尔乌苏旗等地方，把该地二百多名土匪运到绥西乌拉山“整训”去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杜鲁门眼看大陆上的战事行将结束，“大使馆”的戏往下不好唱了，驻南京“美大使”司徒雷登被他的国务院召回华盛顿。原在中国内地的美特们便分散布置在新中国的四周与蒋特合作，组成一个对新中国的特务包围圈。同时，美驻港总领事馆也受命“利用中国吸收建设技术人材的机会”尽量派遣间谍打入各经济部门活动。而穷极无聊的青年党匪棍曾琦、李璜不能满足于蒋匪的津贴，就以“第三种势力”的面目投靠了麦贼，借筹措“第三种势力”的活动经费为名，与日特合作大量赝造人民币，计划经港澳运入我国，以扰乱、破坏我国金融。在中国人记忆里还没勾掉的汪伪“绥靖军总司令”大汉奸任援道，在日本横须贺给“麦总”训练侵华特务的汉奸杨仲华，和正在香港勾结美特孙宝刚共同导演“两广地下活动”的粤匪张发奎也都以“第三种势力”的资格，被麦贼加以“太平洋战略指导部华南分部司令”、“华东总司令”、“华南总司令”等头衔，叫他们指挥少数残留大陆的土匪从事杀人、放火、扰乱治安的勾当。为了配合发掘“民主的个人主义者”运动，特务主教于斌也慌忙向美“中央谍报局”领取了巨额经费，派了得力头目去港物色适当“人选”，随时资送美国施以“高级训练”，然后再行遣回中国大陆，建立“地下组织”。
一九五○年一月，美“中央谍报局”恐怕徒弟们不济事，派了一个特务师父叫杜诺万是专门负责指导破坏、恐怖的特别小组“Ｊ”组的头子（二次世界大战时，美战略服务局的局长。）赶到香港，召集派在围绕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美特二十余人，开会讨论侵华特务方针，并指示了如何领导蒋特开展中国大陆上的“反共游击队”。
美特总结了十年在华工作经验，认为最大的成绩还是“中美合作所”一段。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央谍报局”把郑介民从台湾召到华府，策划重建“中美合作所”事宜，一九五○年二月，郑介民、梅乐斯老特务搭挡到了香港，按照前“中美合作所”组织条例，在“香港中美情报处”的已有基础上，搜罗了原“中美合作所”、“战略服务处”、“美国领事馆”、“美国新闻处”的特务人员，组成了“借尸还魂”的中美情报合作机构。杜诺万返美后，大批的美特情报人员派到了香港；并且由美政府从“援华”的七千五百万美元中拨出七百万充作经费。一些在训练班已然毕业的流氓特务，开始带着他们的“工具”，领了搜集情报、暗杀工作人员、策动“民众”暴动、破坏水陆交通的密令，偷偷地溜入解放的中国。
这期间，美特在冲绳岛已建立起强力的电讯侦测工作；日本、南朝鲜、关岛、台湾、菲律宾也都已成为“麦总”训练特务的据点；除了派到中国大陆上来的特务以外，他们还把百余名美特、日特先后送往马来亚、越南、泰国、缅甸、印度、西藏等解放了的中国外围去建立工作。一九五○年二月初，美参谋长“东京会议”建议美政府加强日、菲两大谍报据点。美帝远东“外交人员”二月的“曼谷会议”，对上述“建议”又有所补充。据美联社二月底透露：三个新的据点正在开设之中，将有四百余名谍报人员被美政府派往远东。而那些前在中国美领馆工作过的人员，因为是“轻车熟路”，正被重新安排到沿中国“铁幕”四周的“战略据点”上去。一条从朝鲜到印度，以东京为中枢，台湾为策动基地的、包围中国的间谍毒网渐渐织成了。
从这面毒网的最北端，美帝发动了侵朝战争。作为远东美特经理人之一的麦克阿瑟，妄想把他从东京巢鸭监狱里拣出一伙被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的特务战犯，和几年来积攒下的一批汪伪时期的汉奸和蒋匪的残兵败将；在他的侵朝地图上的中国东北角的“缺口”间一股脑输送进来。不过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朝鲜人民军的有力打击下，他这一意图显然又落空了。但是，美帝是不会死心的，今后它的翻新的特务花样将更会层出不穷。因此，中国人民必须更加警惕，继续击破美帝一切特务破坏活动。
注一：希特勒德国纳粹党统治下的秘密警察组织。
注二：梅乐斯因训练蒋特、加强“中美合作”、屠杀中国人民有“功”连升三级，至一九四四竟晋至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