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梁宗岱老师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悼念梁宗岱老师
卢祖品
这几年，我常常怀念梁宗岱老师。过去虽然也怀念，但只能私下表示对他的同情。当人们失去公开怀念对人民作出过贡献、值得怀念的人的权利时，那就不是个人的不幸，整个国家民族都遭受劫难。
梁宗岱老师二十几年来的遭遇，我是想象得到的。离开母校中山大学之后，同学间常常谈论他。我知道梁老师手中有20多封罗曼·罗兰和瓦莱里（旧译梵乐希）的信件，也略知他当年在欧洲留学时同这两位大文豪交往的情况。这位二三十年代的诗坛骁将和文学翻译家，沉默得也太久了。
我那时听人说，他是一个“非常狂妄”的人。起码有人这样说：“梁宗岱什么都第一”。接着大拇指一伸，学着梁老师的口气说：“我？就是这个。”“我英文这个，法文这个，研究罗曼·罗兰这个，翻译《浮士德》这个，中文这个，身体这个，制药酒这个”，甚至他夫人唱粤剧“也是这个”。对一位一级教授和我国文坛上卓有成就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翻译家这样肆无忌惮地嘲弄，大跃进以后愈发变本加厉。他的人格和政治地位被贬到何种地步，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他的人品和学问，毕竟是有目共睹的。我常常拉上几个系里系外喜欢文学的同学登门求教。
秋末初冬的广州，已微露一丝凉意。他仍以惯常的方式接待来客：大马金刀地坐在沙发上，光膀子，短裤衩，右手摇着大葵扇，左手端一杯自制的中药酒，慢慢呷饮。窗外是几枝笔直的油加利和流光拂影的台湾相思，月季、夜兰、单竹疏影横斜。论环境，是没得说的。听他谈古论今，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谈兴正浓，他搬出一叠底稿，给我们朗诵他翻译的《浮士德》。
他的译笔大体以直译为主，译作既“信”，又“达”，且“雅”，不象郭老那样“大胆”（鲁迅语）。大凡世界文学名著，按说都应该有几个不同的译本，以便取长补短。梁老师告诉我们，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几年前接受了他翻译的《浮士德》。
我们听了很高兴，问：“不能快一点么？”
他原来打算冠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序。“但是”，他舒了口气，“你们也了解，目前很难写出来。”
“那末，罗曼·罗兰的信，总可以拿出来发表吧？”
罗曼·罗兰逝世前把他的战时日记副本送交苏联及其他有关国家的图书馆保存，按他嘱咐，要在他死后十多年才能发表。书信是研究这位大作家的好材料，梁老师手头竟有十几二十封之多。
但是他有点不以为然：“信里许多是吹捧我的，拿出来不好。”
以后我们多次谈到这些信，他都以此为理由拒绝我们的劝告。我想，在中国，同罗曼·罗兰私交最深的莫过于梁老师了，前者称赞他是“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如果爱作“天下第一”，这位法国文豪的信不正是他绝好的资本么？！
现在不难理解，那些强加给他的诬蔑不实之词，同那些年来指责知识分子“翘尾巴”的论调如出一辙。由于“左”倾思想流毒的时间很长，梁老师被歧视、打击，就不只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个别的现象。
我于是怀着抢救文物的心情，在前年给这位阔别多年的老师写了一封信，期望他发表书信并写上一篇记叙文章。我生怕他继续固执己见，特地说明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它对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大有裨益。
我掐着指头计算：
今天，梁老师该收到信了。
现在，他正在动手翻译。
这两天，他修改译文。
今天，他的回忆文章该完稿了。……
我不断地等，梁老师的译文、回忆录始终没有来。半年之后，一位同学给我写信说：梁老师“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罗曼·罗兰和瓦莱里的信件被抄走、毁掉了。他眼下患病卧床不起，执笔写字都很困难。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好说呢？！
梁老师的身体，过去确是够得上第一流水平的。那次他光着膀子，摇着葵扇，他的学生却患着感冒，穿着厚厚的夹衫。1958年在广东东莞参加“公社化运动”，他搬石头、挑担子，许多小青年望尘莫及。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以他那样的身骨子，当不至于这样快地撒手人寰。
他去了，带去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辛酸。
历史是公正的。被冷落了几十年的老诗人，终于恢复了他的人格和尊严。特别是，他能在古稀之年，亲眼看到自己当年的著作重新出版，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
他去了，给人们留下欣逢盛世的深情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