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矮矮的骆驼刺——记新疆阿拉尔的几位知识分子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那矮矮的骆驼刺
——记新疆阿拉尔的几位知识分子
本报记者　孟晓云
从阿克苏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小镇阿拉尔，一路上处处可见一丛丛的骆驼刺。它非常矮小，枝叶尖细，是一种极耐干旱的灌木。它总是默默地贡献自己，繁衍子孙，人们称它为沙漠里的珍宝。但在阿拉尔，这样的植物却很少见了，昔日荒凉的戈壁滩被建设兵团、实验站、科研所的一块块稻田、棉田和一片片果林所取代。
被人们誉为“绿色明珠”的农一师九团，位于阿拉尔镇的中心。这个场去年棉花产量与1981年相比提高了30％，粮食的增长幅度是11．6％，全场扭转长期亏损的局面，盈利110万。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听说，九团团长李长信是1981年提拔上来的大学毕业生，在这里干得很有成绩，我便想去拜访他，没料想，到团部却扑了一个空。
人们说，现在是收割水稻的农忙季节，别想在办公室里找到他。幸好有人知道他到二营去了。好，追踪到二营吧。从团部到二营23公里，沿途，一块块黄如绒毯的水稻田，不时地从车窗边掠过。突然，在塔里木河河滩边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又看到了那一丛丛矮矮的骆驼刺。一路陪同我的宣传科副科长郝同志，对我说：“别看这骆驼刺矮，它的根扎得很深，最长的根须可达几米。它们不象钻天杨。别看钻天杨一时蹿得高，可不耐盐碱，在阿拉尔，它们的成活率很低。”这句话令我陷入沉思。塔里木垦区的拓荒者多么象这骆驼刺，几十年默默无闻，扎根在边疆的土地上。
当我握住了李长信那双粗糙的手时，我审视着他那矮小的个子，精悍、朴实的模样，觉得他不象一个大学生，倒象一个土生土长的战士。他1965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来新疆建设兵团已18年了。
“你这个四川人在新疆习惯了吗？”
“刚开始不大适应这里的气候，一年以后就好了。现在，阿拉尔人已不吃粗粮了，50％的大米，50％的白面，清油每人每月1斤2两，水果遍地都是，哈密瓜、西瓜五分钱一公斤，苹果烂在树下没人拾。上海的蒿菜、荠菜我们这里有了，塔里木河水库有大头鱼、白鱼，还引进了南方的鲢鱼，真是不亚于江南了啊！”
“李团长，听说你要调农一师当副师长了。”老郝问。李长信沉默良久，笑了笑说：“阿拉尔是我的归宿。”
在阿拉尔短暂的逗留中，我还结识了农一师科研所副研究员陈顺理。他三十年来选育的纤维品质好、早熟、丰产的长绒棉“军海一号”已在南疆大面积推广。六十岁的陈顺理，矮矮的个子，瘦瘦的，一头白发，穿一双军绿色胶鞋。他把我带到他家。两间土木结构的房子，砖铺的地，纸糊的顶棚。里屋堆满了粮食麻袋，大门口有土垒的炉灶，还有一条摇着尾巴的狗，要不是桌子上散乱地放着的《国外农学》，《中国棉花》等杂志，和那两架厚厚的精装书籍，简直象一个农民的家庭。
老陈端出来自己种的马奶子葡萄，边吃边聊，给我讲了他的经历。他是湖南人，1950年在浙江大学农学院读遗传育种专业，只差一个月就毕业了，看到报上登的新疆建设兵团招兵的消息，就毅然放弃了学业，来到遥远的戈壁滩。从喀什到阿克苏，建设兵团的棉花地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1951年开始搞棉花实验，就一直和兵团战士们一起住地窝子，吃玉米甜菜糊糊。
“生活自然是苦些，但慢慢就习惯了。长绒棉只有在南疆才能发展，到大城市无用武之地。有段时间，新疆很乱，不少人跑回内地，我虽有些动摇，可我更舍不得这块地方。每次去上海出差或回浙江探亲，住不了三天，就跑回来了，我放心不下我的棉花实验田哪。
“现在我们自己种水稻，顿顿吃大米，农一师为我和另一个副研究员拨款四万元盖宿舍，电视转播站正在建设之中，交通问题要是再解决了，阿拉尔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好呢！”
陈顺理带我去看他们的棉花实验田。他轻捷地跃过一道道引水渠，便来到八十亩实验田里。好开阔啊！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人的视野和心胸也会开阔起来。
棉桃正在吐絮。他摘下一朵，自豪地说：“这种长绒棉纤维长、细、弹力好，可纺高支纱，最高达200支，纱厂很欢迎它。”接着，他又不无感慨地说：“我在北京曾遇到一位农大毕业生，他以自己能分配在大城市工作而感到高兴，以为这样可以脱离农村了。其实，他将来会后悔的，学农的离开了农村，就失却了他的事业，将一事无成。”
我不由得想到这些天在塔里木农垦大学接触的另外几个大学生，他们高高壮壮的个子，就象阿拉尔公路两旁的钻天杨。他们心气很高，充满幻想，仿佛阿拉尔天地太小，装不下他们的智慧。传闻有不少人并不是热爱农业而报考农大，只是为了取得个大学毕业的牌子然后改行干别的，或设法到内地去工作。诚然，眼下阿拉尔是落后，新疆是荒凉。可为什么，他们不能象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那样，做一个开拓者，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大西北的落后面貌呢？
我到阿拉尔后采访的第一个人，是塔里木农垦大学的副校长雷加騋，现在，他骑着自行车过来了。老雷和陈顺理是老相识。身体比老陈更干瘦，象一茎瘦草。我不由脱口而出：“你们俩倒有些相似之处呢。”
“我们都很瘦，很矮，对吧？”雷校长风趣地说。
“你们都很朴实，不象学者，不象高级知识分子，更象农民。不，也许，学农的知识分子正应该是你们这个样子。”
他们俩又使我想起了那矮矮的骆驼刺。雷加騋1948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毕业后留校在农经系任助教。1949年王震同志到武功动员知识分子到新疆种“维他命”去，雷加騋毅然参加了进疆的队伍。三十多年来，他把自己的知识献给了新疆，他采用种水稻洗碱的办法解决了重盐碱地的排碱问题，使小麦获得丰产；1958年，他从陕西引来了黄元帅、红元帅、青香蕉等苹果新品种；他还著书立说。
雷校长向我介绍塔里木农垦大学培养的大学生时，那种自豪心情，更胜过让我品尝他引进的元帅苹果。塔农大这几年为南疆输送了大量的农业生产技术骨干，有的在农业科技上颇有研究，获得了国家的嘉奖。前年北京农大在全国招收赴美研究生，新疆12所大学应试学生中只考取了一个，就是塔农大畜牧专业的学生。
雷校长也有他的苦恼。有一次，他对我说：“三十年来，我一直说阿克苏好，再穷再落后，我也没有嫌弃过这块土地。可是，现在我想，如果退休了，我就回老家西安去，要不然就到乌鲁木齐去。”
“为什么呢？”
“唉，为了我的老伴。文化革命中，我们在六团，她咳嗽得很厉害，我赶了个毛驴车把她送到医院。医院没有床位，大夫给她开了点磺胺和咳必清，就把我们打发走了。那时要打链霉素就好了，结果她咳了一个月，发展成肺气肿，现在上了年纪又变成肺心病。阿拉尔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更伤脑筋的是交通不便。从阿拉尔到阿克苏124公里，要走五个半小时，好人的骨头架都要颠散的，更何况病人呢！”
“如果公路修好了，有一个象样的医院，你老两口能住进城市那种单元楼，你还想走么？”
“那当然不走了。”
我理解老雷的心情。他的这些要求也并不过分。三十多年了，他们把青春和知识献给了这块土地。我们也应该关心这些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小镇上的老知识分子，和那些曾在荒无人烟的塔里木垦区开荒的创业者们，使他们更安于这块土地的开拓和建设。把公路尽快地修好吧，把医疗条件安排得更好一些吧。为了那矮矮的骆驼刺，当然，也为了那高高的白杨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