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郑观应传》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书评

读《郑观应传》
丁日初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一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不断“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探索拯救祖国的道路。他们终于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认识到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郑观应就是这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中的一个。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夏东元著《郑观应传》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观应集》，我们对郑观应的一生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
从1860年到1882年，郑观应当过英资宝顺洋行和太古轮船公司的买办，同时独资开设过揽载行之类的商业机构。在担任太古买办期间，由于得到李鸿章的器重，郑观应还参与经营过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1878年、1880年两次奉委参与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1881年又奉委兼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1882年郑观应离开太古轮船公司，就任轮船招商局帮办。他又是很多民族资本厂矿企业的股东。对于郑观应的复杂经历如何评价，历史学界是有分歧的。有的著作认为，郑观应参与经营洋务企业，不但他依然是买办，而且使“洋务派官僚由于买办势力的支持，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更加密切，买办化的程度逐步加深，而买办和买办商人积极参加了洋务运动，在政治上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他们的力量也有了新的发展”。《郑观应传》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指出：郑观应在1880年前后四五年间，把自己的资本大多数投于洋务企业，而它们“具有抵制侵略和促使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性”，“郑观应投资并参与洋务企业的经营，是从挽回民族利权出发的”，因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郑观应在担任买办职务的同时，具有了民族资本家的身份”。1882年他“脱离洋行买办职位，到中国自己办的企业中工作，……是一生中的大转折”，从此以后，郑观应就主要是一个民族资本家了。
郑观应在成为民族资本家的过程中，逐步“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这就是：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郑观应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展开了自己一生的活动。
郑观应作为一位民族资本家，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洋行当买办是“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然后凭着他经营近代工商业的经验，“继则与外人商战”。郑观应经营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活动，具有同外资斗争、抵制外资侵略的性质。他有敢与列强商战而求胜的志气。
郑观应在从事企业经营的同时，积极进行著述活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在兼任太古洋行买办与上海机器织布局主持人期间，郑观应就撰写并于1880年刊行了表现他有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易言》。1886年以后，将它扩写、辑著成为《盛世危言》，于1894年秋冬出版。郑观应思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改良政治”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而且更在于他把这两者都同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这个头等任务联系起来。
《郑观应传》告诉我们，郑观应还参加了历次反帝爱国斗争。他在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斗争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都有积极的表现。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期间，郑观应虽然对八国联军和义和团都是反对的，但他却更注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郑观应传》实事求是地指出，郑观应在反对外国经济侵略以及在倡导与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方面是一位先进人物，在反对外国军事侵略方面也有或多或少的积极行动，但他在甲午战后掀起的以挽救民族危亡为主要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中，却是一个消极分子。对于戊戌变法，他正确地看到：单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变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头尾之间还要有大批的中层力量才行。“他既看出了问题，又不积极参加活动，也不打算帮助康有为去联络和发展中层力量以解决他所看出的问题；相反，却袖手旁观甚至在背后进行讽刺。”到了辛亥革命前几年，郑观应迫切要求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显而易见，这时郑观应的政治主张是为了维持清廷的腐朽统治，正如夏东元同志所指出的，这“不仅在客观上是违反历史潮流的，而且在他的主观上是明确地针对着革命的”。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的建立已成为事实，郑观应并没有反对民主共和的言行，对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则疾恶如仇。在他的暮年，除继续在招商局任职外，他还热心于教育，并在粤汉铁路问题上从事维护私人资本利益的活动，直到1922年逝世时止。
夏东元同志为撰写《郑观应传》查阅了大量已刊和未刊的资料与档案。本书作者不囿于流行的观点，提出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见解。
就管见所及，这本书还有可以充实、改善和提高的地方。例如：一、若资料条件许可，希望作者对郑观应从买办到民族企业经营者的转变，就其经济收入来源的变化作数量分析，这样将更具有说服力。二、本书作者认为，洋务企业“是民族性较强的资本主义企业”，郑观应投资并参与洋务企业的经营，是他在担任买办职务的同时具有民族资本家身份的主要原因。但又讲洋务企业“从整体说，是中国近代史上官僚资本主义的胚胎”。我认为，一批洋务企业既已诞生于世，就不宜说它是什么“胚胎”。众所周知，官僚资本主义在我国久已被认定是一种反动的经济成分，因而上述两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把洋务企业称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就可以避免这种矛盾，表现出本书对洋务企业观点的一贯性。三、盛宣怀是个复杂的人物，郑观应同他既有事业上的联系，又长期有极其密切的私人关系。郑观应对某些问题的处理，受盛宣怀的影响很大。因此，研究郑观应就不能不对盛宣怀作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夏东元同志在本书中不分时期地笼统把盛宣怀看作是“洋务官僚”、“大资产阶级”（这是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同义词），假如真是这样的话，人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郑观应与盛宣怀在很多问题上见解一致，关系又那么密切。我建议本书作者以后修订时，对盛宣怀这个人物以及郑盛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