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畔“小上海”——记青年们在创建“共青城”中的业绩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鄱阳湖畔“小上海”
——记青年们在创建“共青城”中的业绩
本报记者　高新庆　赵相如
编者按：江西“共青垦殖场”的英雄创业史说明，要积极地开拓新局面，创造第一流的工作，需要有新的眼光有积极进取的精神。
“共青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敢于冲破“左”的和各种旧的传统观念，用新的、现代化的眼光，既全局在胸，又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埋头实干，认识和解决现代化建设中一个一个新问题。结果商品生产大大发展了，流通搞活了，创造了高速度、高效益，开始走上富裕之路。
什么叫新眼光？什么叫进取精神？就是对走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勇于创新；要敢于到第一线去，调查和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把革命精神和求实作风贯彻于开创新局面的全过程。目前，面临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新形势，各行各业都应象“共青垦殖场”的人们那样，百折不挠地实践，认真地研究，发掘内部潜力，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样，我们对经济工作的认识一定会更加全面、深刻，知识会更加丰富，全面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也会日益增强。
青年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奋斗出了一个“共青城”。新一代的青年为开拓祖国的大好河山，为到200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伟大目标，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里出现了奇迹
在鄱阳湖畔德安县境内的一片湖滩、荒丘上，来自全国19个省（市）、180多个县（镇）的两代青年垦荒者们，合力创建了一座欣欣向荣的“共青城”，附近农民称之为“小上海”。“小上海”虽小（不到7．5平方公里），但它却是赣北商品生产和外贸出口的重要基地，是周围农村重要的集市贸易中心。
初秋时节，我们从南昌出发，沿着昌九（南昌至九江）——“共青公路”，驱车进入“共青城”，只见宽阔笔直的街道，绿树婆娑，花香袭人。一座座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工厂、商店、银行、邮局、餐厅、照像馆……应有尽有。街道上，汽车、拖拉机等各类车辆往来如流；农民、外国客商、各地采购人员、慕名参观者，络绎不绝。“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里的商品，远销国内外。街道中心位置，一座大楼傍山而建，胡耀邦同志亲自题写的“共青垦殖场”五个红色玻璃钢大字，竖立在总场场部大楼屋顶上，熠熠发光。对面是占地一万平方米的“青年之家”，这是广大团员、青年用开展劳动竞赛获得的10万元奖金和义务劳动建起来的。象征着八十年代青年跃马扬鞭奔四化的大型雕塑，耸立在“青年之家”入口处。园内杉林覆盖，小桥流水。里面有阅览室、游戏室、棋艺室、旱冰场、小型舞厅等。
晨曦初露，农民、渔民，挑着一担担、一筐筐青菜、鲜鱼、活虾，从四面八方，进入“共青城”赶早市；入夜，耀目的霓虹灯，燕翅式的路灯通明，与月光相辉映，使鄱阳湖畔更加富于诗意。人们告诉我们，“共青城”主要是近几年完全靠“共青人”自己的智慧、双手创造的。
“共青人”不但建设了“共青城”，而且创造了高速度、高效益。1979年以来，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0％。1982年，这个到目前只有3，400名职工的垦殖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36．2万元，比14年前的1969年翻了6番还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14，379元；全场实现利润488万元，上缴税金194万元，年积累达803万元；固定资产超过3，000万元。
高效益给“共青城”带来繁荣，使群众生活稳步提高。目前，70％以上的职工住进有水电、卫生设备的崭新楼房。家家有煤气。人均住房12．8平方米。电视机基本普及，不少家庭买了洗衣机、电冰箱。就业充分，不存在待业问题，还帮助县城和附近农村安排了大量闲散劳动力；教育普及，学龄儿童入学率达100％。
看了这一切，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共青城”的建设真是一个奇迹！
逼上“梁山”以后
“你们问‘共青垦殖场’是怎么发展的？还不是逼上‘梁山’嘛！”39岁的场党委书记兼场长蒋仲平，风趣地道出了他们创业维艰的历史。
1969年上半年，“四人帮”一伙向“共青垦殖场”大泼污水：“假全民、真资本主义”，强令把办公楼、宿舍等都交给集体；几千亩耕地和全部山地划给公社，只留下800亩差地，一个小板鸭厂、两台老掉牙的拖拉机。这么一丁点儿家当，怎么养活连家属在内的1，400多口人？他们毅然决定由金湖地区搬到南湖地区，那里有上万亩未开垦的处女地；腹地辽阔，资源丰富，发展前景很好。
可是，灾难连着灾难。一场咆哮的洪水，使南湖顷刻化为汪洋一片，只有几个山头露出水面。
灾难严峻地考验着人们。那时党组织基本被冲垮了，当时的团支部书记蒋仲平，组织团员、青年成立突击队，架着自扎的木排和小船，10个昼夜，顶风搏浪，终于完成了搬迁任务。蒋仲平带领小青年自己动手兴建了板鸭厂厂房。这一年生产板鸭11万只，盈利9万多元。另一路人马在水退以后，垦荒1，700多亩，当年收获粮食29万斤。
但逼迫并未结束。1970年，一个风雨大作的夜晚，有人带着林彪在江西代理人的指令来到“共青”：“共青垦殖场”立即解散，工资停发。
老垦荒队员们心潮难平。共产党员、当年上海赴江西青年垦荒队副队长周承立，回忆起1955年赴江西的情景：由陈家楼等5名青年发起组织的上海青年垦荒队第一批98人，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扛着“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的队旗，告别亲人来到江西德安县八里乡垦荒。不久，组织了八里乡农业合作社。11月29日下午，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风尘仆仆专程来看望大家。在队员住的茅棚里，与垦荒者们促膝谈心，勉励大家“做祖国的好儿女”，“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并建议改社名为“共青社”，还用山竹夹着棉花，饱蘸浓墨，写下“共青社”三个大字。临别时又嘱咐：“战胜困难，多想办法，一定要把共青社办好！”20多天以后，耀邦同志又用自己的稿费收入，给垦荒队员买了四五箱篮球、排球、胡琴、喇叭和其他文体用品寄来。党团组织的关怀，鼓舞了青年垦荒者的斗志。一个冬天，开出了二三百亩荒地。1957年年底，“共青社”与德星农场合并，组建了国营“共青垦殖场”。
面对新的压力，想想党团组织的关怀与期望，周承立与妻子再一次抚摸长期珍藏着的队旗，坚定地吐出几个字：“棒打不回头！”他们夫妇俩与其他老垦荒队员于维忠、黄孝英夫妇，陈国祥、周以琴夫妇，以及三年困难时期进场的骨干蒋仲平等人一起，分头安定人心、鼓舞士气：“上面不承认，自己承认，‘共青垦殖场’牌子要永远挂下去！”那一年缺生产资金，大家凑了4，000元。生活费也发不出，就互相周济度日。这一年板鸭生产发展了，同时在板鸭厂内办了羽绒车间，以后分出去，建起羽绒制品厂。鸭毛开始上天了！当年粮食除自给外，还向国家提供了40万斤商品粮。在这种逆境和压力下，“共青”人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和出色的才干。
“扶住‘农门’，又跳出‘农门’”
听了上述情况介绍，我们打趣地说：“逼的效果不坏呵！”蒋仲平摸摸宽脑门憨厚地笑笑说：“这是辩证法的胜利嘛，坏事变好事。逼我们动脑筋，讲经济效益。”
“共青垦殖场”起飞，正是从传统农业的旧框框解放出来以后。近几年，他们总结历史教训，提出的口号是：“扶住‘农门’，又跳出‘农门’。”
所谓“扶住‘农门’”，指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搞大农业，并使整个农业实现良性循环。“共青”粮食亩产由过去200斤，提高到1，200斤；总产由25万斤，增至480万斤，每年向国家交售100多万斤商品粮。全部1．1万亩荒地都被开垦成良田、沃土，建成4，000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几千亩荒山全部绿化，其中1，500亩成林；葡萄南移试验成功，已栽2，000多亩，今年400亩收摘，收鲜葡萄20多万斤；500亩水面全部养鱼，办了大型养猪场，向香港出口瘦肉型猪等。一个年产250万斤鸡蛋的蛋鸡场和年产2，000万斤奶的奶牛场，正在规划、筹建中。
“跳出‘农门’”，即在农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在“吃、喝、穿、用”四个字上下功夫，从板鸭厂起家，采取滚雪球办法，办了羽绒制品厂、淀粉厂、酒厂、纸箱包装厂等17个生产食品、消费品的工厂和其他为农业服务的工厂。这些企业不与城市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国内外市场十分广阔。他们把这叫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同时，他们改变过去只管生产，不管流通的状况，用极大精力抓流通环节。就拿羽绒制品来说吧，刚搞时，全国只有几家，生意兴隆；现在国内有200多家，国外竞争更激烈。羽绒厂厂长戚善宏说：“我们是冒着风险往前闯的”。为了在竞争中求发展，该厂一是多渠道、多方式搞活流通。在上海、北京、天津、沈阳、乌鲁木齐、兰州等几十个城市设商品专柜；与上海、哈尔滨等地搞跨地区工商联营；参加广交会、羽绒制品小交会；通过外贸渠道，与外商直接谈判等。二是重视交通运输，“共青垦殖场”自己投资建设“共青公路”，自己购买轮船——“共青1号”货轮和几十部载重卡车。三是重视市场信息。经常有三四十人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谈判业务，了解商业行情。为了加速信息的传递，“共青垦殖场”还自己投资，改造邮电通讯设备，加速邮电通讯的现代化。他们说：现在是信息时代，信息不灵，搞什么现代化？
蒋仲平特别提醒说：“扶住‘农门’也好，跳出‘农门’也好，目的只是一个——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我们的经验，归结为一点：农工商三位一体，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这大概就是有人说的“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吧？
“起点要高，落点要实”
“还有一条，就是起点要高，落点要实”，我们正回味着蒋仲平的话，他又补充说：“广告不是有‘誉满全球’之类的话吗？可能有点吹牛，但作为企业家，确实需要这种雄心和气魄！”据统计部门反映，“共青”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在全国农垦系统名列前茅；共青羽绒厂的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而且畅销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厂房、设备是全国第一流的；生产规模、生产能力全国第一；交货期、新口岸换汇金额也全国第一（1982年为1，500万美元）；正在兴建的葡萄酒厂，1985年全部投产后，可年产葡萄酒5，000吨，饮料酒1，500吨，酒精3，500吨。这几年，“共青”扎扎实实提高企业的素质和应变能力。如打破干部职务上的终身制，干部能上能下，有的回到生产岗位当工人；提拔了一批朝气蓬勃、有干劲，会管理、会经营的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场部一级干部，平均年龄37．5岁，分场和厂一级更年轻。打破“大锅饭”，改善“铁饭碗”，大量采用合同工（占职工总数35．5％），实行基本工资定基本任务，超额记件，按比例提取超额记件奖等劳动、工资制度的部分改革；在农业分场，则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此外，大抓技术改造，羽绒制品厂设备已进行五代更新。从上到下，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用户第一、信誉第一”的思想，建立班组、车间、工厂三级质量监督检查网，每件产品编号，责任到人。“共青人”说，没有这些扎扎实实的工作，争上游、争第一只能是吹牛皮，说大话而已。
蒋仲平与我们畅谈了一天，夜已很深了，兴致犹浓，说：“再一点，搞商品生产，要有点战略眼光，起码要看三步棋。按‘共青’的说法是‘嘴巴咬住一个，眼睛盯住一个，脑子里想着一个’。”象蒋仲平，就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他先抓板鸭出口，站稳脚跟，又利用原料优势，搞羽绒加工、羽绒制品，使之成为最大的拳头产品；再如搞酒吧，上级有关部门让搞啤酒，但他们考虑啤酒花仰赖外地供应，决定改为搞饮料酒，以江西盛产的柑桔、猕猴桃作原料；又与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合作，大面积试验葡萄南移成功，在这个基础上，筹建江南最大的葡萄酒厂。现在蒋仲平和他的伙伴们的脑子里，正在考虑如何完成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三番的规划。（附图片）
图为新兴的“共青城”一角。 赵令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