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文集》序言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邓拓文集》序言
周扬
邓拓同志死于“四人帮”之手，离开我们已十七个年头了。今天，我阅读他的文集，仿佛面对久别重逢的故人，不能不唤起我们对他的深切的痛心的怀念。
文集中的很多文章是邓拓同志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时写的。他从1937年秋天起在那里一直工作了十年。我是日寇投降后才在那里同他初次见面。虽然早在三十年代，我们同在上海参加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但因为处于当时地下党秘密环境下，无缘相识。1945年，他和我都在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工作，虽然共事时间不长，后来他到了人民日报社，我到了中央宣传部，彼此都仍然同在宣传部门工作，互相接触和来往的机会还是较多。聂荣臻、彭真同志曾先后主持晋察冀中央局工作，常常谈到他的为人，特别是谈他当年在战火纷飞中一面战斗，一面带着电台办报，随时准备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英勇事迹，无不为之唏嘘感动，这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文集中所收的一些文章，仅是他当年所做的大量工作的一小部分，但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为我党新闻工作倾注了多少心血。
邓拓同志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政论家，他对祖国的文化遗产有着广泛的爱好和多方面的研究。他不仅工于书法，对传统国画也很有研究，而且是写有不少作品的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为了探求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以适应革命的需要，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历史研究，对中国历史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称得上是一个真正为革命研究历史的史学家。邓拓同志长期从事主持党报的繁重工作，这些研究与写作有很多都是业余进行的，这也说明了他的勤奋和才华。他作为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在我国新闻史中一定会得到全面的公正的评价。
不过，就作品论作家，我以为最能表现邓拓同志的思想风貌的不仅是他的政论和学术文章，而且还有他的杂文，尤其是读者所熟知的《燕山夜话》。
《燕山夜话》，正如作者自己说的，“都是谈所见所闻所感”，从读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等，多是一般人常碰到的问题。而作者旁征博引，议论横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写得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富有知识性、文艺性，无疑是当时《夜话》一见报刊就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夜话》的另一特色，是在传播历史社会知识的文字中，渗透着一种热爱祖国和人民、为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而自豪的深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又总是归结为对社会主义美好事物的由衷的赞颂和对积极建设新生活的热情的召唤。历史知识和历史人物的评论，丝毫没有冲淡对现实的关注，倒是给人们增加了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智慧。即便在提倡认真读书的时候，作者也没有忘记提醒人们还要关心国家大事，端正学习目的。他在论述东林党人的品德的时候，引证了他们书院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也寄托了作者对东林党人的某种同情。而《燕山夜话》中的许多文章、知识、情趣和道理，又是通过平等讨论的态度和朴实无华的语言传达给读者，娓娓动听，使人读了无形中增添积极向上的力量。
和那种以辛辣的讽刺见长的杂文不同，邓拓同志的这些杂文大都以传播知识，启发思想见长，可以说做的是正面文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杂文中没有对现实中某些消极面、阴暗面的否定。这不仅因为他也写有少量直接讽刺和鞭挞丑恶现象的作品，而且表现在他的杂文的共同的基调是提倡实事求是，提倡科学精神，重视文化知识对于提高人们社会主义觉悟的重大作用。这本身就是对当时现实生活中“左”的错误思潮和某些假、大、空的恶劣作风的一种否定和批判。《夜话》的这种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有的放矢的。然而，尽管当时党中央正在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某些“左”的错误，重申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夜话》的发表也是作者衷心拥护和积极贯彻党中央这些正确方针的表现，但他在表达自己正当的不满时，仍然竭力采取委婉的方式；而当1962年秋冬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的时候，他就搁笔不写《夜话》这类杂文了。从这里不难想见，邓拓同志作为党员作家，他是严以律己，遵守党的纪律的，但同时他对那个时期某些错误的政策和做法也持有自己的看法。我以为他那两年集中写作的大量杂文，正是他内心这种矛盾心理的一种反映。
一个作家发见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真正为自己所理解，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这是我国近几年来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
（198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