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说必说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当说必说
高占祥
近日，读了几篇关于“说”的文章。其中，或主张言行一致，或强调多做少说，或告诫人们切勿“口惠而实不至”，我觉得全然在理。由此，想到另一个侧面，我也想说“说”。
《墨子闲诂》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
“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擗，然而不听。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
这是关于“说”的一段很精辟的议论。意思是说，话不在说的多少，而在说的当口上，也就是有钢要用在刃上的意思。假话、大话、空话讲得愈多，危害愈烈，自然不可。但事事尊口免开，也未必是好。谁知，现在“少说为佳”竟成了一些人的处世哲学。君不见，有人“文件画圈，开会溜边”，发言只讲“万无一失”的原则话；有人“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开走”；有人在歪风邪气面前，该说的不说，该顶的不顶，随波逐流，乐当“和事老”。此种现象出于我们共产党内，真真怪哉！
“言为心声”。言，往往是行动的先导。一事当前，离开必要的说话是不行的。革命者做演说，著文章，用“说”唤起群众，揭露敌人，开辟世界新天地。可见，“说”可以明理，可以去非，可以除恶，可以扬善，其作用可谓大矣。说和做应是知和行的统一。对于领导干部和宣传工作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说”就是做。对好人好事不宣扬、不支持、不树正气，就是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对坏人坏事不批评、不抵制、不刹歪风，就是渎于职守。
“好好先生”奉行的好人主义，是一种腐朽庸俗的作风，其“要义”是“言多必失”。那么，怕“失”什么呢？无非是怕说错了丢乌纱帽，搞坏了关系丢选票，伤了和气堵死了方便自己的“渠道”。借用“好好先生”自己的话说：“坚持原则是非多，碰着硬茬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从这些话语中不难看出，好人主义的本质是利己主义。
在某种条件下，“好好先生”确实能得到一些个人好处；在某些喜欢息事宁人的人看来，他们也许还算是“好人”。但是，对于人民，对于革命事业，其好处又在哪里呢！其实，“好好先生”也并非象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他们说与不说，说多说少，往往是以一己私利为转移。莫看“好好先生”对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泰然处之，但一遇到对己不利的事，便四处奔走，多方游说，吵吵闹闹，劲头可谓足矣！现在，就有那么一股“说情风”，当组织上要对违法乱纪的人进行处理时，便有“好好先生”跑出来“说情”，他们哪里是真正奉行“少说为佳”的原则呢？
在歪风邪气面前，真正的革命者应当敢于站出来讲话。当然，敢说决不等于胡说乱说。孔夫子讲：“敏于事而慎于言。”直言应产生于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和缜密思考。我们主张敢说，同时也强调要讲究有根据的“说”。说话要区分场合，直言要注意方法。要言之在理，合乎实际，顾及客观效果。至于因思虑不周，说错一句半句，也不要紧，错了就改嘛！那种出以公心，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即使有些缺点，我以为也不可与那种少说为佳、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同日而语！公心和私心之间判若鸿沟，是难以作比的。
讲了这么多，也是一种“说”，目的在于倡导一种敢想、敢说、敢碰硬的革命精神，一种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一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高尚品德。倘若此“说”对于破除好人主义能起一点作用的话，则此愿足矣！